1930年，父亲出生在一个穷苦农家，还在襁褓之中，母亲便病死于瘟疫，3岁时，父亲也累死在了地主家中，于是我的父亲不得不和两个哥哥一起，与年老体衰的爷爷相依为命，靠讨饭为生。

  那时候，父亲家穷的揭不开锅，很多老百姓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要饭也是一门“技术活”。开始小哥仨走村串户挨门去要，可常常转一天也要不到几口吃的。慢慢地他们摸出了门道——不能往高门大户去要，这样的人家不光有看门护院的，还养着狼狗，根本进不去门；也不能到破门烂户的人家去要，这样的人家多半也是要饭的，哪有多余的给你？只能去那些不上不下的家庭去要，而且最好是趁着炊烟刚落的时候，这样才好讨到饭吃，碰上好心人，即使讨不到干粮也会施舍一碗高粱、麸子之类的。

  有一次小哥仨到了离家5里的南答村，来到一家门前要饭吃。男主人问他们是哪村的，我伯伯说是小王村的。主家又问“你爹叫什么？”伯伯说出了爷爷的名字，男主人不禁痛哭失声：“孩子们，我是你舅啊，快进来吃吧！”父亲说，那是他记事以来吃得最饱的一次。还有一次，是大年三十，哥仨在讨饭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只死野兔，高高兴兴拿回了家。老爷爷炖了，还蒸了一锅糖团子。父亲问：“爷爷，今天管饱吗？”老人家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着说：“孩子们，敞开吃吧……”父亲说，那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吃肉，好香！

  年复一年，父亲和伯父“头戴芦花冠(破棉帽)、嘴含到口酥(糖团子)、脚穿喷地虎(破鞋子)”，走东村串西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不知挨过多少白眼，受过多少屈辱。经常吃糖咽菜，年幼的父亲不光食不裹腹，还大肠发干，每次大解都得爷爷或哥哥帮着用手抠，受老罪了。

  这一切，在父亲8岁时有了改变。“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村里的地下党员刘俊生、刘书春在上级党组织支持下，成立了肃宁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军”，打鬼子除汉奸，打土豪分田地。有了自己的土地，父亲终于不用再每天出去讨饭。可刚刚能吃上饭，父亲又得了天花。当时得上这种病，如果治疗不及时，必死无疑。多亏住在村里的游击军医生，把父亲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然而却落下了一脸坑坑。每每讲起这段过往，父亲总是一边摸着脸上的麻子，一边说，是共产党给他捡回了一条命。

  1940年，党支部组织村里办起了学校，10岁的父亲高高兴兴走进学堂，受吴志辉影响，又于194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考入献县师范，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老师，自此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父亲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父亲从工作岗位退休后，享受着退休金和医保，还有老党员补贴，每年县里都要派人对他进行看望，他非常满足。父亲常教诲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常告诫我们要知党恩、念党恩、报党恩，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