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夏使用过的砚台
方维夏(1880—1936),湖南平江人,近代教育家、革命烈士。幼从父读书,后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后在长寿街创办高等小学校。是一个在旧社会由幻想洁身避世到热心教育救国,最后成为共产主义坚强战士的知识分子。方维夏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他写的文章,在学生和当时社会上受到敬重,有“方圣人”之称。前半生一直从事教育事业,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他曾将毛泽东看做是自己“最好的一个学生”。1915年上学期,毛泽东写了一份反对校长张干的传单,经他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才使毛泽东免被开除学籍。并听从毛泽东的建议,进行改革。
1918年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学成归来,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进行革命斗争。1920年8月,当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时,他竭力支持,成为书社总社36名社员之一,曾两次向书社投资。还与毛泽东、彭璜、姜济寰、易培基、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924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和中共广东区委批准,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方维夏在湘军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1931年11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后,他又被调任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当时,苏区的经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下,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方维夏对于总务工作缺乏经验,但是,他迎难而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全厅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需要。特别是他身处“近水楼台”,粗衣粝食,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一贯作风,生活上不仅毫不特殊,而且尽量为公家节约,受到同志们的称颂。
杨积庆使用过的砚台
第19代卓尼土司杨积庆用砚。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致信其子,对杨积庆让道济粮的事迹表示感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积庆带领藏区同胞积极支持红军。1935年,党中央和红军达到甘南藏区,在杨积庆的暗中帮助下,不仅没有受到阻击,而且得到了大批粮食、军鞋等物资补充,9月14日,主力红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迭部最大的佛教寺院旺藏寺。毛主席住在旺藏寺附近的次日那村阿尼家的二楼厢房里。从土司到百姓都为红军“打下腊子口,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而珍贵的支持。
卓尼的最后一代土司是杨积庆先生的次子杨复兴,1949年杨复兴率部起义,终结了土司制度,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两代土司成为了甘南藏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民族团结的楷模,留下了一段动人的历史佳话。
萧礼容使用过的砚台
湘贤金心致永年
此砚式为延年大吉四个字的巧妙组合,另有三处铭文,侧铭“金心”二字,正面一侧刻隶书《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四日成》,背面左上开池刻记述章草铭文一篇。《延年挑汉瓦当文令砚式为大吉延年则仿飞鸿延年例也心庄萧礼容命男知申知记铭内黄中通理研渐致坚久我结邻兮以永年》。草法气韵纯正,生机盎然,颇有魏晋古风,砚材石色类端,应为湖南五盖石,纯净温润是为宝也,当珍之。
萧礼容,嘉庆至道光时人,博学能文尤嗜金石书法,是清代湘江三大书法家之一,关于萧的记载除了他和大儿子知申创办了东台山精舍教学外,便是对他书法的赞誉了,曾国藩赠联曰:“大笔横飞、颠张醉素、名山高卧、鹤骨松心!”在曾的心里,这是一位真正的山中高士。比曾国藩大十几岁的何绍基说:萧公乡邦国器,先父弥留之日,病榻两渝遗荐,草书尤为第子贞浓墨差可,澹墨实不如公之奇变。何绍基是书法大家,自愧用墨不如萧礼容。
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常临摹王羲之《十七帖》和学院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字字写得很有功力,尤以草书为精妙。
邓恩铭使用过的砚台
红丝砚通体石质粉红色,砚面浮雕悬枝葡萄,中为墨海和墨堂,砚面留白处有小楷砚铭“红丝石”,款识“云从制于青州”。这方砚台的主人是中共一大代表、青岛党团组织创建人邓恩铭。
邓恩铭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16岁时,在山东做官的二叔黄泽沛(原名邓国瑾)看他聪慧好学,就写信让他随婶婶、堂弟一起到山东,资助他读书。为勉励他勤奋学习,黄泽沛就把自己深爱的这块红丝砚送给邓恩铭。落款中“云从制于青州”,“云从”即黄泽沛的字。邓恩铭非常喜爱这方砚台,一直带在身边使用,直到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被敌人枪杀。他的堂弟媳滕尧珍整理其遗物,将砚台带回荔波。这方红丝砚原件现存于邓恩铭故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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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毛泽东旧居前的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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