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村、大田庄村现属青州市王坟镇，位于青州西南山区，原属临朐县，1946年3月中共益都县章庄区委员会建立，划入章庄区，归中共益都县委管辖。
  1937年底，日军占领临朐城。当时，临朐县下设八个区，现在的王坟镇隶属于临朐县一区，区公所设在纸坊(今临朐县纸坊镇纸坊村)。日本兵占领临朐县城后，纸坊区公所搬到了钓鱼台(今王坟镇钓鱼台村)。区公所用来打土匪和维护治安的并没有什么正规军，而是组织了附近村的村民，取名叫“团勇”。他们主要是打土匪，偶尔也打日军，所以日军把区公所视为敌人。
  国民党的一个区队长徐永义，是大田庄(今王坟镇大田庄村)人，原来驻扎在临朐城，日本兵进驻临朐后，徐便躲到了金家楼村(今王坟镇金家村)紧挨着庙的金家学堂里。徐永义，外号徐四，是国民党的一个区队长，人称徐四队长。为人比较正义，也曾打过日军。加之日本兵占领了徐四的“领地”，徐四心里就窝着一把火。徐四通过探子得知了一些日军在临朐城内的布置情况，便在一天夜里到临朐城进行偷袭(当地人称之为“摸鬼子”)。但就在这天晚上，事情有变，原来该是汉奸站的岗哨，却换上了日军，徐四他们刚一进去，由于口令不对被日军识破，徐四他们慌忙逃跑。这次偷袭，非但没有打着日军，还死伤了几个自己人。
  徐四逃回后，再不敢轻举妄动，但就是这次“摸鬼子”，惹恼了驻在临朐城内的日本军，这也是日本兵进行扫荡的借口，日本兵制造了“金家大田庄惨案”后，徐四一方面觉得对不住父老乡亲，一方面又深感作为一个军人的耻辱，最后疯了，不知所终。
  1938年2月17日(古历正月十八)，日军约30余人，汉奸30余人，共六、七十人出临朐城南门，以搜寻徐四队长为名，到五井(今临朐县五井镇五井村)，翻过山岭进入麻峪溜(平安庄村对面的一个深溜，在国老崮下)，出溜后，又兵分两路，大部分直驱钓鱼台，因为他们探知区公所躲到了这里，加之又认为徐四可能藏在这里。另一小股日军沿山路翻山去了东股(今王坟镇东股村)。
  那天上午，老百姓就听到口信，听说日军兵出了临朐城，上了五井，要路过徐永义驻过的地方——钓鱼台、金家楼和田庄。警惕性高的人，带着衣服、被褥和干粮跑出村躲了，一些思想麻痹的人，认为咱没惹着日军，日军还能见人就杀？咱好好接待他，不会有什么事！
  日本兵赶到钓鱼台时，接近吃早饭时候。村里已无多少人，大部分已经跑掉了，带着家什、被褥，扶老携幼地，在这跑的人群中有一个叫刘宗刚的青年，就死在了日军的枪下。
  刘宗刚(无子女，其叔父刘清杰之子刘宗星仍健在，今年已86岁)是国民党抓的壮丁，人称“团勇”，会用枪，整日里为区公所催粮，打土匪，偶尔也打日军。由于年月不太平，刘宗刚选择了一个极特殊的日子结婚：大年夜。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八天，就在正月十八的中午就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下。那时人们跑着逃命，往往是一家人或是邻里几家人一起往山上跑，没有组织者，近乎是一哄而逃的景象。而这个刘宗刚急乎乎地往西山里跑，直跑到了井峪(今王坟镇井峪村)的里溜，棉袄敞开着，露出了带在身上的子弹袋，而此时(已是接近中午)正迎头碰上了日军！他所迎头碰上的日军就是绕道东股的那一小股兵，他们从东股取山道经马家稍(今王坟镇马家稍村)、井峪、再到钓鱼台与原部队会合。这些日军看到一个带有子弹袋的青年狂奔，二话没说，当即开枪将其打死。
  开进钓鱼台的大批日军、汉奸挨家挨户地搜徐四，找他们的目标，区公所自然被发现，当时区公所的所有人早已溜之大吉，留下两捆刺刀放在房前，日军岂肯放过？牵了区公所东边尹德明家的一头驴，驮上两捆刺刀走了，走的时候已过中午(约一点左右)。区公所后来自行解散，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有的当了汉奸。
  日本兵由于事先打探好了，加之有汉奸帮忙，所以这次日军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钓鱼台、金家楼、大田庄。
  那时，金家村有100多户，600多人，村庄有五个炮楼，保长叫张建福。李树武时年5岁，看着人家跑，就对父亲李明山说，赶快跑吧！可李明山说，他姥姥家就住在临朐城北关，他在那儿见过日军，并不杀人，还特别强调：“日军很讲理，日军来了，我能跑？我得去接他们。”就是他这一接，送了性命。李树武等人跑到山里，很晚才回来，见父亲就死在了泉子边，同时死亡的还有五、六个人。后来听人说，当时李明山组织了几个人去接，为首的日军问他一句，翻译说：“田庄在哪里？”李明山说：“不知道”。翻译又问了一句：“到田庄有几里路？”李明山又说：“不知道”。翻译刚向日军说完，为首的日军便用枪打死了李明山。后来日军抓了两个人：张学东和李璐林当了向导，去了大田庄。
  张金禄时年12岁，兄妹3人跟申光斗、金凤起几家人一起，跑到黄岭前坡(金家村东北角)，日军用枪扫射的时候，有四、五个人中枪死亡。
  在金家楼，日军呆了也就半个小时，却致19人丧命。由于在金家没有搜出徐四，恼怒之下放火烧了半截村(东半片，因为徐四住的学堂就在村东边)。后来三四年内，日军还来过四五次，但没再伤人，由于这一次洗劫，人死了，房子也烧了，紧接着又逢1942年大歉年，人口足足减少了一半。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徐四队长，日军气急败坏，在向导的带领下径直向大田庄赶来，现已74岁的褚纪友老人说：“日军来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也就三点左右，我们跑的时候，与日军碰了个正着，日军是从松树岭上翻山过来的，我看见向导走在最前面，30多个日军都背着枪，走在前面的日军用抢挑着太阳旗，我与俺娘(当时50岁左右)在北荒与日军正好走个迎头，日军见我们是一老一小，没理我们。我与俺娘赶忙从地里跑到了东沟。”
  大田庄的群众有大部分没有跑，原因有二：一是该村有一个姓宋的(小名叫“当”)，他姑家是益都县城，他向村里人说：日军不打人，只要用桑皮纸中间贴上个红纸做成一面小旗，见到日军时拿出来，就会没事，所以很多人听信了，思想麻痹大意；二是该村的保长徐永春比较有影响力，他不让人跑，而是积极组织大田庄的群众，或拿小旗，或没拿小旗的，集体出来迎接。这样那些胆小的、小心的都跑了，那些思想麻痹的、胆子大的都留在了村里。
  日军到村里时近3点左右，保长徐永春带领一大帮子人忙出来迎接。日军头头吆喝着，翻译官翻译着，将老百姓集合到了村西头(西沟)处，分成两档子：拿着小旗的和52岁以上的靠西崖头站，没拿小旗的18岁以上51岁以下的青壮年靠东边的一个石墙根跪着。
  西边的小土崖头上已经架起了两挺机枪，人们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只听日军嗷嗷叫，和扳动机枪的稀里哗啦的碰撞声。日军布置好后，那个军官嚎叫着，翻译官翻译着，说：“把徐永义交出来。三天内交出来无事，三天交不出来，把全庄烧光、杀光。”可是徐永义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哪里有人敢答应。
  日军的机枪响了起来，那些跪着的便全倒下了，这时，翻译官向军官嘀咕了一句，于是机枪重又响起，又重新扫了一遍，最后日军仍不放心，又用枪挨个翻了一遍，或用枪打，或用刺刀戳，被枪杀的48人中，有6人从血泊和死尸堆里爬出来得以幸免一死，他们是褚继和、褚继信、宋继前、褚永盛、宋玉龙和李福泰，其余42人全部被害。宋云瑞一家就摊上5口，打死了3个儿子，两个孙子。全村4户杀绝了根。有13个年轻妇女失去了丈夫。家家户户的牛、驴牲口和衣服，全被抢得干干净净。房屋、家具、树木、草垛能着火的东西，全烧光了，全村只有西南郊的龙王庙没有烧掉。可怜一个秀丽的村庄瞬间变为一片废墟。当时154户，700余口人，经这一次杀戮、火烧，改嫁的改嫁，逃荒的逃荒，到1942年，又逢上大歉年，人口只剩下了93口。
  在枪杀这48人时，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其中有个人叫褚永德(此人仍健在)，那年他已19岁，但由于个小，被日军从东墙(青壮年)一组拽到西崖头一组，而他却硬是再次跑回青壮年一组，并申辩说自己已满19岁，但还是被硬拽了出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过来，小个头救了他一命！  (樊光湘)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