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一字茝畹，号南涧，清益都县(今青州市)春牛街人，乾隆庚辰进士，官桂林府同知。其父早卒，与其弟文涛、文渊、文浚互为师友，研习诗文经史，累年不辍。他们兄弟四人皆能诗文，并有著作传世，人称“益都四李”，而“四李”中李文藻最为杰出。他通经史，擅诗文，好藏书，精于金石、方志、目录之学，为官复有政声，清代大学者钱大昕称他为“天下才”。
清廉强干 岭南循吏
李文藻自幼天资俊朗，聪颖异常。十三岁时曾随其父到曹家亭子游玩，仿照苏轼的《赤壁赋》作《曹家亭记》，写得颇有思致，读过的人都感叹他是少年神童。十五岁能作诗，二十一岁补为县学生。“好博览今古，不为世俗之学，所至必交其贤豪长者。”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文藻“以第二人举乡荐，明年，会试中式；又明年，成进士，廷对策博赡，为进士最，以补试例不与进呈之列。然读卷官交口叹赏无异词”。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开始，他先后担任广东省恩平县、新安县、潮阳县知县，最后擢升广西省桂林府同知。因常年奔波于深山丛林之中，浸之以雾瘴，中之以毒气，煽之以焦日炎风，蒸之以道殣恶气，不久染疮痈而终。
李文藻居官以清白强干、体恤民情著称，清代文豪翁方钢称他为“北方之朴学，岭南之循吏”。岭南俗多窃牛，因牛毛色相似，即使抓获盗者，也多不认承。李文藻遂让有牛的人家，在牛角上烙印私记，凡在集市卖牛者，牙侩把印烙登记，并以印付买主，如告失牛，官府即遣役持印验之，从此没有人再能隐瞒。阳江百姓刘维邦因其母病请道士作法，向邻人借了十把刀，绑缚在梯子上驱逐祟怪，乡吏乘机勒索，因未遂而取刀送县，诬以不轨。李文藻奉命调查此事，以实告于上官，刘被释放。不久，阳江令因别的事被弹劾，他误以为是李文藻所致，派遣亲信潜至恩平，欲暗中调查，进行报复，结果一无所得。另外，那时潮阳百姓强悍好械斗，往往杀伤多人。李文藻到任后，命悬钲于堂上，有将斗者，让地保击钲以告，立往拘治，严惩肇事者，于是械斗的恶习大有好转。
李文藻为彻底转变社会风气，非常注重教化作用，注意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潮阳县原有东山书院，因年久失修，满目蒿草。他出俸银修茸一新，并购买经史子集数十种，让学者阅读，还亲自讲解。学生中有不少是渔民猎户，由此社会风气大有好转。当时俗称“三阳”的潮阳、海阳、揭阳，物产丰富，在这里做官的人多数致富。但“文藻去官日，囊橐萧然。还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贯休画罗汉四轴以归，曰：‘此吾广南宦橐也。’”他一直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由于他洁已爱人，严守官箴，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在深入山村“劝农”时，“父老杖藜相问讯，儿童骑竹竟逢迎。”到潮阳县南塘村劝农时写的《劝农至南塘村》诗中说：“到兹剧欢喜，父老拜我前。”在调往广西，离开潮阳任，深夜路过南塘村时，村中父老灯笼火把相迎于道，“夹路数十人，缚草以代桦。麾之不肯去，父老跪相迓。”李文藻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他说：“何为以德报？俗醇事太借。感此过情举，颜汗车欲下。”
著名藏书家 目录学大家
李文藻“性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友朋借抄，藏书数万卷，皆手自仇校，无晚近俚俗之本”。他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他在北京买书、抄书的情况：“此次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予好书几与书昌(周永年)同，不及书昌能读耳。朝食后即至厂，手翻至晡，或典衣买之。”从这里可知李文藻的确是嗜书如命。《海岱会集》十二卷，为明代青、莱八位林下闲居之士唱和之诗，“八人不以诗名，而其诗真朴闲雅”。李文藻在《海岱会集跋》中说：“文藻十五六时，即闻有《海岱会集》一书，访遍旧家不可得。年来，耳闻书贾刘雪友有写本而不肯假观，为买一裘始许录副。时值深冬，寒甚，呵冻手抄，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蒇事。”他的学生阎相蕙在这篇文章后面作识说：“南涧先生于乾隆壬申(1752)抄成《海岱会集》四册。这时刚到弱冠年龄，又过了七年即1759年登乡榜。在他人，雷此少年，非逐逐于纷华，即营营于举业，谁能以一裘重资抄此不急之陈编乎？好古之笃，世岂复有此人哉！”另外，凡先正诗文可传者，他必定“访其遗书刊行之”。德州诗人卢见曾、宋弼选《山左明诗抄》，李文藻为其搜集登、莱、青诗人数十家。选好后，卢见曾获罪抄家。李文藻闻讯后，急驰德州求于官库，刻于恩平任上。他听说学者王昶家藏有惠栋《惠氏易汉学》诸书，即“挥汗借抄，不以为苦”。他曾节衣缩食，刊印《贷书园丛书》，后还拟陆续刊刻学术价值高而作者无力刊行的名著。一九三零年，王献堂扩充山东图书馆，得其藏书颇多。王氏在《九经古义》跋中说：“去秋忝长图书馆，颇欲搜罗齐鲁文献，尤注意周、李二家藏书，一念所召，竟于去冬及今岁春初，陆续收得南涧书及批稿本数十种。”由此可知文藻有很多藏书散落于民间。
李文藻曾把生平所藏、所见、所闻的书籍编成《所藏书目》、《所见书目》和《所闻书目》，每部分都列其作者、版本及提要，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李文藻为搜集、整理和保存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沙嘉孙在《山左著名学者王献堂先生事略》中称赞说：“近三百年来，山东目录学大家，首推李南涧与周书昌。”
著录颇丰富 金石称先驱
李文藻不仅有书癖，他的金石癖尤甚，他自称：“敢言著录追欧赵，不是藏书为子孙。典尽羊裘买胶墨，图将跋尾遣辰昏。”他甚至说：“登梯百仞眵两胪，夙所癖嗜宁惮劬，病且死即理山隅。”他对于金石书画的搜集研究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所过学宫寺观、岩洞崖壁，必停骖周览”，见有古碑刻石必拓之。《金石学录》记载了他这样一段趣闻：“尝乘舟出迎总督，小憩南海庙，命仆打碑，秉烛竟夜，比晓，问总督舟已过矣。”他在桂林府同知任上，足迹遍及桂林及其他地方岩洞，“不数月而衣物典尽，纸墨梯架之费实不能继”。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中了毒瘴，染上了疮痈。
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李文藻搜集了丰富的金石实物和拓本。他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与《诗经》、《尚书》等古籍相参证，辨其正误。如他对朱彝尊所谓“刘鋹所铸千宝塔和铁塔并立一屋中，一作记、一题名”之说有怀疑，便亲自到广州光孝寺拓龚澄枢造铁塔记及造千宝塔记，进行勘验，证明朱氏之说是不对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李文藻撰写了《泰山金石考》十二卷、《益都金石考》四卷、《金石书录》四卷、《山东元碑录》一册、《云门碑目》一册、《尧陵考》四卷等大量金石学著作。另外，还留下了许多未成书的材料。他对金石文著录之多和考释之精，都超过了前人。清末，山东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刘懿荣等都对他推崇倍至。李文藻实开山东金石学之先河，晚清涌现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金石学者，和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方志后世法 撰辑创新制
李文藻从未想以修志扬名，然而，他却成了清代方志学纂辑派的开创者、著名的方志学家。他编纂的《历城县志》和《诸诚县志》，凡起例、考证以及行文等，都达到了当时的高水平，在我国方志编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文藻应诸城知县懋让的邀请，编纂了《诸诚县志》，凡四十六卷、四十多万字，分图、总记、考、表、录列传六类。《山东方志记要》称，“内容丰富，详略得体，行文流畅，记事简括，力循史笔，严于考据。”其中“总记”，通记古今政事要闻，田赋加免，灾异变故等，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考”，占全志篇幅的四分之一，旁征博引，考证订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在“古迹考”中，对历来有争议的齐长城问题，越王勾践徙琅琊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考证。特别是“列传”部分，大胆创新，为褒扬社会风尚，设“一行传”，使世人有一善行者，亦不予泯没。如记有“拾金数两，坐俟，遗金者至，还之，其人坚问姓名，卒不告”的事情，这在旧志中是很少见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李文藻又与周书昌合编了《历城县志》。共五十目，六十六万多字，是清代纂辑体的代表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胡德琳序称，“虽不敢谓毫发无遗憾，而订误却十分之三，补缺者十分之五，益都进士李茝畹，邑孝谦周静函之功居多。”方志大家章学诚称赞说：“考核之精，皆非他志所能及者。”
李文藻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后期。这时，正是我国方志纂修史上的鼎盛时期，方志理论的研究与争鸣空前活跃，方志学家逐渐形成两大流派：新派(撰著派)以章学诚为代表，而李文藻则为旧派(纂辑派)的开创者。他在系统地研究了晋、唐、宋、明以来旧志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提出了自己的修志理论。他认为“志与史同也，亦异也。扬往迹以励后来，同也；史编天下之大，志录一邑之小”。在修志方法上，他主张“宜纂旧文，不著一字，以示征信；引用资料，注明出处，以显示述而不作”。同时，提倡方志体例宜用图、记、考、表、录、传六体。
古文享盛名 诗歌添光彩
李文藻工于文，他湛思著书，是当时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古文家。他的古文，主要是序、跋、论、传、铭、书、札、记游和随笔等体裁。宗唐宋八大家，兼及归有光，叙事、咏物、议论、抒情、考辨，各尽其妙。如《松亭记》、《杨姑桥东巨洋水造舟记》、《送冯渔山说文记》等篇，工整而不失于板滞，铺叙描绘而不失于雕琢，人物、场面、情景，都描摹得真切生动，《山东通志》称其“诸文皆精妙”。书跋，如《鲁孝王石刻跋》、《鲁相乙瑛置孔子庙百石卒史碑跋》等，皆词意渊雅，考辨精详，清末学者法伟堂称赞说：“考辨皆详备，乙瑛碑跋用笔尤有远致。”其著作有《毛诗本义》、《南北史考略》、《青社拾闻》、《濮雅》、《国朝献征录》、《粤谚》、《齐谚》、《南涧文集》、《师友记》等多种。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李文藻四种》等。
李文藻还工于诗，他对诗歌的创作十分喜爱，曾多次表示不愿做官，而欲专门从事诗文创作和金石书画的研究。他的诗歌创作，在“捧檄瘴疠之乡”，踏上仕途，接触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钱大昕在《李南涧墓志铭》中说：“过岭后，治公事日不暇给，而诗益工，邮亭僧院信笔留题，虽舆隶皆知为才子也。”他的诗“皆自摅所见，不傍人门户，视近代模拟肤浅以为大家，蔑如也”。李文藻的诗歌集中收录在《岭南诗集》八卷里，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句句皆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表现着他的个性气质，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岭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继承了《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光辉传统。另外，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叙事性，突破了我国古典诗歌创作历来以言志、缘情为主的传统，抨击时政，反映民瘼，记叙山川景物、历史古迹、酬唱交往等等。在表现艺术方面，博采众长，力求变化，风格形式多样；就体裁而言，古风、乐府、近体、竹枝词等众体皆备；语言方面，他反对涂饰，力求质朴，用通俗朴素的语言，把诗歌写的清新流畅，含蕴深刻，“读之似近而远，似质而雅，似浅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他的诗歌创作为流派缤纷、风格多样的清代诗坛增添了许多光彩。
（□/栾华 刘朝阳）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