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当时，我担任刘家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接受“浮夸风”的教训，认识到学大寨，就是学习大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而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大呼隆搞形式。那年大涝，直到“霜降”了，地里的水还汪着。公社召开三干会，提出“质量服从时间”的口号，要求限期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我们没有惟命是从，而是先把地里的水排净晾干，把土地刨松了再播种，难免时间晚了一些。此举遭到了公社书记刘洪辉的严厉批评，点名要与我明年算账。1965年，我队的小麦长势良好，亩产超过200斤，而其它大队亩产不过三、五十斤，有的大队为了抢时间完成播种任务，麦种飘在水里，冻了烂了，颗粒无收。麦收后，县长李永瑛带领秘书赵显福、王志良，到我们大队一住7天，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鼓励我们继续实事求是地干事。我们首次被评为益都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按照大寨“治理七沟八梁九面坡、先治坡后治窝”的经验，我们首先从平整土地着手。北阳河两岸，村庄密集，耕地稀少。我队耕地1200亩，全在村子东北方向狭窄的一溜。村头是破窑湾，夏天一湾水，冬天满地渣，寸草不长。离村稍远处是“高屋顶”，地势高亢不能浇水，天一旱就绝产。四里远的东洼地，十年倒有八年涝，时常颗粒不收。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贯穿其中，耕地多成三角不成方，不便畦田种植和机械化耕作，也不便于交通和灌溉。“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人家都在热火朝天的“抓革命”，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文斗”中积极“促生产”，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带领社员用一冬二春的农闲时间，凭着镐头挖、小车推，硬是把数百年来遗弃的12个破窑台，填进了十几米深的几个大窑湾里，又将“高屋顶”的土运来填在地表，使荒湾变成了良田，增加了近200亩耕地。我们保留了一个深湾，改造成水库，养了鱼虾种了藕。1968年，将村前村后的零散坟墓扒掉，集中挪到村南河边一个坟园里，又腾出了近百亩好地。新增加的土地，一部分建立技术队，做为实验田配置良种；一部分建立林业队，种植桃、李、苹果等果树和树苗；一部分做为4个生产队的菜园，种植瓜菜；坟茔间种树绿化，村前村后广栽树木，村庄成了郁郁葱葱的花果园。我们与邻村协商调换了地片，取消了羊肠弯道，修筑了纵横几条能通汽车拖拉机的田间大道。大道一边是水渠，一边是排洪沟，旱能浇，涝能排，保障了旱涝丰收。排水沟两岸是防护林，既防风沙又方便社员田间休息。生产队的地片规划得方方正正，便于畦田化种植、灌溉和机器耕作。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在村后筑坝，拦住北阳河的水，用20马力的柴油抽水机灌溉，能把水送到最远的地片。为了方便交通，我们拆除了村西高不过1米的小石桥，于1969年修建了北阳河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桥长50米，宽8米，高与两岸持平，汽车拖拉机通行无阻。我们在大田里打了17眼140多米深的机井，当时北部平原还没有打深井的，井水像趵突泉一样外冒自流。河水、库水、井水一起用，所有耕地7天能浇灌一遍。种地离不开肥料，我们除了动员社员积肥外，还到黄河北购买人畜粪，并率先施用氨水、尿素等化肥。有了水肥，我们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的要求进行密植，将原来半米多一行的粗放种植改为畦田种植。畦宽1米，内播6行小麦，畦埂和畦中间套种玉米或黄烟，一年两季地不闲。我们引进多种农作物优良品种，先在技术队试种，如“济南4号”、莜麦等麦种，根据成熟期、抗倒伏、抗病虫害等不同性能，分种到不同土质的大田中，丰收效果明显。我们在县社农技站的指导下，科学喷洒农药，按时撒施毒土，率先使用灭草剂，保证了农作物茁壮生长。全队580口人，齐心协力搞生产，靠着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换来了连年的丰收。我对社员的许诺是：“粗粮变细粮，天天能吃上大白馒头。”由于采取了多种措施，亩产量由灾后的100多斤逐渐提高到600多斤。三夏收麦期间，由于我们劳力少，时间紧，收获任务重，每年公社都抽掉各机关的干部、学校教师来帮助麦收，全公社40个大队也发扬风格，纷纷派出劳力支援。每天来支援的人数多达二、三百人，本队的妇女大多忙于烧水、炒菜、蒸馒头。1976年，我队的小麦特大丰收，县委书记李启万亲自率领县直机关干部来帮助收麦，尧王山部队的王团长带领一个连的士兵来支援麦收。领导的关怀、军民之情叫我终生难忘。我们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分配原则，每年上缴公粮20万斤左右、这年上缴公粮42万斤、占全公社公粮任务的五分之一(我队人口占全社的四十分之一)。大队专门修建了坚固的大型粮库，集体储备小麦20万斤，玉米8万斤，大豆2万斤，即使一年颗粒不收，全队社员也不会饿肚子。社员的口粮每人平均小麦300斤，玉米300斤，外加豆类、薯类、瓜菜和水果，人均分红1000元，终于实现了“天天能吃大白馒头”的梦想，而其它大队人均分配小麦不过几十斤。我们再次被评为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县里奖励两台28型拖拉机，一台奖给了东坝公社杨汝彪的坡子大队，一台奖给了我们。为提高耕作效率，我们购买了《东方红》拖拉机、《黄河》牌拖挂汽车、《白浪河》牌运输机。每个生产队都配备了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坡”治好了，生产上去了，我们又开始治“窝”。村里的房舍几百年了，居多是土坯茅草屋，破烂不堪，兄弟几个住一个院子，狭窄的掉不过腚来，连个媳妇也难说。我们统一规划，扒旧盖新，按照“丰”字形布局，中间一条南北大街，两边分列巷子。每户宅基南北长20米，东西宽15米，4间青砖红瓦主房，砖垒院墙，东南门楼，整齐划一。社员盖房用的砖、瓦、沙、灰由大队帮助解决，由大队建筑队负责施工，不用社员花一分钱。三年时间，全队140户社员全部搬进了新家。我们在村北水库边修建了机房，安装了发电机，免费为家家户户安装了电灯，比邻村早10年用上了电。又在村南打了深井，修了水塔，社员免费用上了自来水。大队的副业也很红火，有技术队、林业队、砖瓦窑厂、磨面厂、饲料加工厂、汽水厂、机务组、木工组，还有果园、菜园、养鱼塘。桃子、苹果、四季蔬菜等，全部免费分给社员。我们自办幼儿园、小学、初中，建有卫生室，做到了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还免费为全体社员订做了服装。我们建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壁报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队里的好人好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庆祝活动为社员们演出文艺节目，很受群众欢迎。邻村的姑娘们羡慕刘家庄，纷纷求嫁，全村几乎没有光棍汉。
  由于我们脚踏实地地学大寨，一心一意发展农业生产，对国家、对集体、对群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1965年到1982年，刘家庄每年都被评为全县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我年年被评为益都县农业战线先进个人，并历任阳河公社、段村公社党委委员，被选为益都县政协委员(记不清第三届了，只记得是吕学先的政协主席)。1968年，我们大队被评为昌潍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大队副书记刘秀云在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介绍经验，得到省委书记王效禹的高度赞扬。这年我被评为昌潍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工作者。
  (2016年4月25日，86岁高龄的刘汉水老支书，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清晰地忆述了当年农业学大寨的经过。)
                     本报特约撰稿  刘汉水口述 刘继孔整理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