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史称“十年浩劫”。“文革”时期，各项事业遭受到严重破坏，教育事业也在劫难逃。
  1967年2月，益都县成立了文教局革命造反委员会。6月，改称益都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文教办公室。1968年，全县的教育工作由益都革委政治部宣传科管理。下面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也相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配备了文教干部，并成立了教研组，设组长、会计、教研员，负责全公社联中、小学的教学工作。1976年3月，益都县改设革命委员会文教局，负责全县教育工作。
  “文革”期间的教师队伍极不稳定。1968年底，因“侯王建议”，1400名公办小学教师调回青州原籍，致使平原的教师过剩，只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杨集等山区公社竟无一名公办教师，教育一度瘫痪。1969年，联办初中和社办高中大量出现，不少低于中师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学教师改教初中，原初中教师改教高中，师资水平明显下降。此时民办教师剧增，据1976年统计，全县小学教师4329人，中学教师2791人，师范教师44人，其中民办教师3879人，占一半以上。
  “文革”期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践踏，教师被污蔑为“臭老九”、“教唆犯”、“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许多人被批判、揪斗、游街示众，县教育局干部周维、教师李金生、许德政、郭建初等17名教师被迫害致死。教师被弄得无所适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处境十分困难。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批判了“两个基本估计”，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的力量，教师才得到社会的尊重。
  “文革”期间，“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组织瘫痪，群众组织说了算。教师下放到生产队后，党员关系转到生产大队，组织生活极不正常。“文革”初期，共青团组织曾带领青少年破“四旧”。“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团委、团支部名存实亡。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以“少先队基本上是少年儿童全民性组织，它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为由，取消了少先队组织，改建为“红小兵”。组织“红小兵”参加“造反”、“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这时的学生会被解散，由“红卫兵”组织代替。“文革”期间，思想政治教育被引入“极左”的歧途，政治课只是学毛主席语录、学报刊社论和斗私批修。“四人帮”抛出“两个基本估计”后，“极左”思潮进一步泛滥，师生思想极度混乱。
  “文革”期间，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也不正常。1966年7月14日，毛主席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国家将每年7月16日定为“游泳节”。中小学生积极响应“到江河湖海去锻炼”的号召，利用自然水域开展游泳活动。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做了“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的批示后，益都驻军6197部队对全县中小学实行军事训练，传授列队、刺杀、射击、投弹等军事知识，而这时的学校卫生工作竟无人过问。
  “文革”开始时，幼儿教育处于瘫痪状态，农村幼儿园全部停办。城里的幼儿园只是领读毛主席语录，教唱语录歌曲，学唱革命样板戏选段。
  “文革”期间，工农小学停办，全日制小学“停课闹革命”，“红小兵”全部参加“造反”，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1968年，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教学设备不足，学校秩序混乱，不少学校因无师资而关门。“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要求“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形式上复课，实质上只是胡闹腾，教学根本没有纳入正规。1972年，继续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民办小学。因片面强调数量，导致学校盲目发展，全县小学猛增到948处，学生达98583人。1974年在校生121770人，比1972年增加23000人。因校舍、教师、教学设备都跟不上，出现了“黑屋子、危房子、土台子、泥孩子”的状况。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只得从中小学毕业生中选用教师，而新选用的教师不少是“造反”起家的红卫兵，根本不会教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大革命”初始，全县中学相继停课，并停止招生，毕业生“留校闹革命”。直到1968年才“复课闹革命”，但仍旧动荡不安。农中全部瘫痪。1969年，中学管理下放到公社，在“上高中不出公社，上初中不出片”的口号下，中学飞速发展。一中改为益都县中学，由县管理，其他初中改为社办高中。原来没有中学的公社也办起了高中，校名随公社名称叫“某某中学”。于是，高中由原来的1处发展为21处，在校生2941人。初中改为大队联办，称作联中。全县联中336处，学生达24785人。由于师资、设备、经费等条件的限制，教学质量很低。1970年后，小学附设初中班，联中增设高中点，全县除21处高中外，又设高中点56处，高中生达16629人，初中生46927人，教职工3370人。
  青州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益都师范开始的。1966年6月，益都师范贴出了昌潍地区“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整个潍坊市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师范的教师和学生分为两大派，“停课闹革命”，武斗十分激烈。师范教导主任李金生、语文教师许德政、生物教师汤伯显等三位教师被活活折磨致死。校舍及其教学器材遭到严重破坏。师范连续两年没有招生，1966年毕业生延至到1968年才毕业。同年，采用群众推荐的形式，招生265人，两年后离校，再未招生。学校在没有学生的情况下，只举办学习班、培训班、进修班。直到1975年，才招160名公社推荐的“社来社去”中师班，毕业后回乡任教，先为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10年中，师范基本没有学生，造成了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青黄不接，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文革”期间，中学教育遭受到的破坏相当惨烈。上级要求“课程设置要精简”，中学只设政治、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军体、劳动课。一味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学“语录”，学社论，政治口号充斥课堂内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以干代学，严重违反了教学规律。
  以青州一中为例，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程度。“文革”前，青州市只有这一处高中。一中领导班子长期稳定，领导成员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带出了一支水平高超、治学严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树立了“刻苦勤奋、踏实严谨、紧张活泼、朴素诚恳”的优良校风，教学质量一直很好。1959年高考平均分列全省第二名，1962年，《光明日报》报道其办学经验，在全国推广。一中建校17年，共毕业35个班，1490名学生，升入高等院校1040人，占毕业生总数的70%。而“文革”中，全县1年高中在校生是“文革”前17年高中生总数的11倍，“文革”10年被荐入大专院校的仅339人，教育质量悬殊可想而知。
  益都师范引燃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后，青州一中被污蔑为“修正主义黑样板”，被指责为“十七年黑线专政”，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红卫兵组织一夜兴起，学校被迫停课，领导班子瘫痪，阎石庵校长被打成“走资派”，王子政主任及一部分优秀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动辄贴大字报、剃光头批斗、挂牌子游街，惨无人道地折磨教师，团委书记郭建初被关押致死，另两名职工因不堪遭受批判而投水而死。各派红卫兵组织互相斥责对方为“保守派”，自我标榜为“左派”，派性斗争日益加剧，武斗不断。学校财产、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学校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派性斗争陷入了全面“内战”的局面，学校更加混乱。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校长及部分教师遭到更加残酷的摧残。图书管理员李治滨，因“逼供信”受尽折磨而投井自尽。8月，“军宣队”、“工宣队”先后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组建革委会，进行“教育革命”。11月13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侯王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学制改为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一中教师分到各公社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也回本公社上学，一中基本上解体。1969年，开展“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广大教职工再次遭受迫害。1970年，益都县革委将一中改为“五七红校”，灌输两条路线斗争史。1975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教育界掀起批判“奇谈怪论”的浊浪，报刊也发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工作组又重新进驻学校，推广“大寨教育革命经验”，把师生拉到山区大寨田劳动，实行“开门办学”、“同十七年对着干”。然而，所谓的“教育革命”违背了教育规律，“对着干”已很不得人心。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终于结束。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教育事业进入了空前未有的光辉时代。   （刘继孔）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