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于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潍等州安抚使。范公在去世半年前，在青州正楷恭书唐代韩愈的《伯夷颂》，流传于世。
首修《青州市志》出版后，我曾写过《从范仲淹知青州看其晚年思想》一文，发表于1993年第10期《青州文史资料》上，在青州首先提出了加强对范公手书《伯夷颂》研究的意见。时日匆匆，一晃近30年过去了！目前，对范仲淹的研究日益深入，网络文化也到处发布，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有些文字出现差错，有的文章不符事实，误导读者。所以，有必要把范仲淹在青州手书《伯夷颂》的前因后果予以梳理，展现于世，以正视听。
手书《伯夷颂》首页
范仲淹《伯夷颂》
范公为什么不书《乾》卦而书《伯夷颂》
范仲淹的老朋友苏才翁善书，深服范公楷法之妙，请范仲淹写《乾》卦，范公以“《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为由，“且书《伯夷颂》上呈”。
《乾》卦比《伯夷颂》字多，这是实际；范公晚年“日增疾恙”，“力不支持”，也是实情。但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这需要从范仲淹的人生轨迹及其晚年思想作具体分析，方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其一，范仲淹一生重名教尚风节，《伯夷颂》所倡导的精神与他的思想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从范仲淹的诗文里可以看出他重名教尚风节的一贯思想。他在早年曾写过一篇《近名论》，说：“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又说：“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他还在《说卦·第二章》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他为地方官时，修严子陵祠堂，并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记中有言：“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而使贪者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仲淹的不少诗歌也反映了他的这一名节思想。“清名高节老乾坤”；“高节见直清，灵心隐虚白”。范仲淹知青州时，他登上南楼，写了《南楼》五言古诗：“南楼百尺余，清夜微尘歇。天会诗人情，遗此高高月。”登上表海楼，写了《登表海楼》诗，其中有句：“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这都是抒发了他晚年的“名节”情怀。他临终前，在《遗表》中更在首句即书：“臣闻：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
其次，从同时代人或后代人对他的评价看，都推崇他重名教尚风节的思想和人格。范公手书《伯夷颂》后，文彦博题跋：“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杜衍题跋：“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贾昌朝题跋：“范希文好谈古贤人义节，老而弥笃”。韩琦说他：“贰机政，陪宰席，宏谋大策，出于仁义。”富弼说他：“自始仕慨然有康济之志，凡所设施，必本于仁义。”范公之后，改革家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又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宋史·范仲淹》列传写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直至晚年，范公重名教尚风节一如初衷，未曾稍易。唐代韩愈在《伯夷颂》中借以发挥的一番议论：“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这些议论正与范仲淹一生重名教尚风节的思想和行为相吻合。因此，程应鏐先生在著作中分析到范公手书《伯夷颂》这一事情时写道：“仲淹相信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楷书这篇颂，实际上也是自我的表白。”河南伊川范章先生有文谈到这一问题时，也很动情地写道：“这不正是对文正公的具体写照吗？文正公就是‘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多次遭到当政者非之，而仍然‘力行而不惑’啊！”范文还引申说：“文正公取人气节，往往取其可取之一端，如取严子陵之‘不贪’一节，而又绝不赞成他的消极避世之为……他对伯夷也是赞成其特立独行的节操，但决不是赞成其拦马谏武王伐纣一节，因为他是赞成汤武的‘以有道伐无道’的。”
其二，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还有他的一点由衷的心曲。
对此，范章的文章分析了文正公“是为了避嫌”的一面，他在文章中这样分析：“庆历四年他主持推行新政时，夏竦阴使女奴习石介书，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诏草》，要废掉仁宗。企图‘陷害石介、富弼，累及仲淹’。‘飞语上闻，仁宗生疑’，庆历新政也因之失败。所幸仁宗处事谨慎，不像唐宪宗，才使他与富弼等未蹈王伾、王叔文覆辙而保住了性命。此后便言行更加谨慎。因此，皇祐三年(1051年)十一月，他在青州任上，京西路转运使苏才翁请他写《乾》卦，但此卦中有‘或跃在渊，自试也’，‘或跃在渊，乾道乃革’句。满篇充满着刚阳之气，易被人与‘废立诏草’联在一起进行诬陷，故辞以‘乾卦字多，眼力不逮’，‘此中寒甚’为由，改写《伯夷颂》，以避其嫌。”这些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故笔者在这方面不予赘议。
其三，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是表明他忠义节操改革志向始终不渝的心迹，同时也寄寓着他激励同道不屈不挠继续奋进的愿望。
因苏舜元之请写黄素，所以范公把手书《伯夷颂》寄苏舜元，后苏又转寄文彦博、富弼和杜衍等。他们都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如富弼，“新政”时任枢密副使，力主改革，与范公为革新事业并肩战斗。“新政”失败后，与范公同时遭贬。富弼离开青州，范公继任青州知州，以后有诗寄赠富弼，把富比作东晋时的谢安石，把青州比作东山，写道：“彦国才如谢安石，他时即此是东山。”(《石子涧二首》)范公写《伯夷颂》与此诗的心迹是一致的。再如杜衍，在庆历革新运动领导集团中他官位最高，与范仲淹同心同德，全力改革。“新政”失败，他即遭罢免，“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皇祐二年(1050年)杜衍致仕，范仲淹任杭州知州，上《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说：杜衍“直清忠尽，勤劳弼亮”，“可备三老、五更之选”。范公写《伯夷颂》与此表的心迹也是完全一致的。对此，方健先生有文章也写道：“仲淹晚年，疾病缠身，虽目力不逮，天寒地冻，在青州仍以黄素小楷一笔不苟地抄写了韩愈的《伯夷颂》，寄给时任京西转运使的著名书法家苏舜元，苏将这件书法精品分寄前宰相文彦博、晏殊、杜衍等，相继陆续题跋，表明庆历党人的心是相通的，其志节和操守也是坚定不移的……正如蔡襄所指出的：‘此书皆谤毁，艰难者读之，益以自信。’……当年，新政的策划与参与者，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共同信念：改革大业生生不息，庆历新政虽罢犹辉。”方健先生的这些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
其四，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正公与韩愈有某些相近之处，朝代相隔而心相通。
首先看其身世。范仲淹两岁而孤，四岁随母适朱氏。《宋史·范仲淹》本传写他，“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韩愈则是三岁而孤，寄养堂兄家，由嫂子抚养。韩愈自知身世，“幼刻苦学儒”，苦读不已。
再看其秉性与政治生涯。如上所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屡屡上书进谏，数度遭贬而不悔。韩愈亦刚正不阿，“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唐德宗晚年，宫廷贱买民物，“宫市”之害严重，韩愈写数千言奏章以批评。德宗怒，贬韩愈为山阳令。元和(806—820)初，韩愈上书劝阻唐宪宗迎佛骨，宪宗大怒。韩愈幸免一死，被贬任岭南潮州刺史。三看其政治和文化主张及一生追求。韩愈倡导儒学运动和古文运动，要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主张。《旧唐书·韩愈》本传说他，一生“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范仲淹呢，也是一生重名教厉风节尚仁义。他更是政治改革家，领导了“庆历新政”。并且他与欧阳修一起提出了“宗经复古，振兴儒学”的学术主张和“文道并重，开拓创新”的文学主张。由此推论，范仲淹与韩愈的不少相通之处，也是他在逝世半年前手书韩愈《伯夷颂》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足可看出，范仲淹晚年小楷恭书韩愈的《伯夷颂》送人传世，是深思熟虑的，而绝不是偶然所为。
行文至此，很有必要把范仲淹《与苏才翁转运书》短语的句读辨析一下，以辨正误(见下图)。
2012年出了一本书，名叫《范仲淹书〈伯夷颂〉》，其第6页作了标注；该书编者在151页“后记”中说过别人的标注错误后，写道：
“笔者与山东大学儒学院赵睿才教授推敲后认为‘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
原来的句读没有错，显然此标点法是错误的，其中“为”在上是多余的，只有在下方有用处；“上”与“呈”之间空格，是“上呈”人角度的变化，绝不是句读分开的标志。当然我对山大教授的标点法不敢掉以轻心，与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的朋友们多次交流，没有认为这种句读法是正确的。近又请教山大李森教授，他发来《全宋文》该页照片，与我原来和众多范仲淹研究专家讨论的标点没有差异。范仲淹《与苏才翁转运书》的正确标点应当是：
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见教。
对范公手书《伯夷颂》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对于范公手书《伯夷颂》及其题跋资料的搜集、整理，到撰写成文章，一直到编纂成书，其中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的心血，回忆起来，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从而形成了以下三个“不容易”的深切感受。
第一、资料搜集不容易
众所周知，无论是物质建筑还是文化建设，搜集资料是基础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资料，就难能构建相关的工程。
对于青州三贤、尤其是对范仲淹资料的特别关注，这项工作起始于1986年，即我从事史志工作之初。那时，编纂《青州市志·人物卷》，其中就有范仲淹等众多历史名人，因此掌握范仲淹及三贤等众多人物的资料是必须做的工作。所以，作为市志主编的我必须广泛阅读，以争取掌握当时能够找得到的相关资料。但是由于时间紧促、编纂任务繁重，所以当时是难能调查和掌握更为丰富翔实的资料的。因此那时对范仲淹等三贤资料的搜集和掌握，只能是一些较为常见的、最基础性的资料。
当然，这些起始性的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有了这个起始，若是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有可能获得良好的结果。所以，首修《青州市志》出版以后，我始终没有淡忘范仲淹等三贤资料的搜集，并且心里始终怀着完成一项文化任务的愿望。待到1991年5月20日，我应邀到邹平县参加山东省首次范仲淹思想学术研讨会，会上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学者，而会间收获最大的是得到了不少重要资料和相关书籍。其中，我高兴地得到了苏州市政协文史委等单位整理的《范仲淹史料新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7月版。范曾题写书名。)一书，《新编》中之“范仲淹手书《伯夷颂》题跋卷”的文字记载正是我到处寻找而还没有得到的，可以说，《范仲淹史料新编》为我研究范仲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资料。
之后，我在研究方志理论的同时，继续搜集青州三贤的资料并不断进行整编和探究。至2006年12月8日，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我被聘为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参加这次会议，最可喜的是得到了范仲淹30世孙范国强主编的4卷本《范仲淹研究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一卷上就印有清乾隆年间范仲淹手书《伯夷颂》拓印本的原件，而且清晰可辨。我喜出望外，得到了进一步研究范仲淹的十分可贵的资料！
再后，于2009年8月底，我应邀参加甘肃省庆阳市召开的范仲淹思想研究会，会上得到了《范仲淹全集》新的校点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集》分为上中下三册，中册里的“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对于所有题跋都作了校点。这对于对照多种版本，明辨正确与错误，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
实践证明，搜集资料是何等的不容易！其中滋味只有亲历者才能有深切感受！可以说，这些资料的搜集和积累，为我完成《青州三贤》和《范仲淹知青州》两书的编著及后来的研究工作，打好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第二、整理编辑不容易
对于有关资料费心劳力搜集到了，需要随时分门别类地整理和编辑。细致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所搜集到的资料，一方面不会符合自己原先的设想和意愿；再一方面就是所搜集的资料并不是自己最理想的最早得到，往往是自己整理编辑了最原始的资料之后，才又见到了较为理顺的资料。当然所搜集到的资料都不会白费气力，都有派上用场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有句话：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这就是说，只有认真扎实地做好资料工作的人，才有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像是对范仲淹手书《伯夷颂》资料的整理和编辑，就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苦的过程。那时，我首先得到的资料是苏州的《范仲淹史料新编》，书中印有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拓片，还有历代题跋的绝大部分文字资料。对此我至为珍惜，而且细心阅读，后来又编辑打印成稿，费了很多周折。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带着疑问读书。这样做的好处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解决原书中的某些差错，同时也能够促进自己多方面地学习，从而增长更多知识。当然，这样做也耗费了很多时间，不过这种耗费是完全值得的。我在整理《范仲淹史料新编》时作了大量的比照校勘工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像是为范仲淹手书《伯夷颂》题跋的人相当多，需要逐个核查正确，一点儿也马虎不得。例如：
原《新编》中对杜衍生卒年的注释是这样：杜衍(978—1048)……我上眼一看，直觉上感到卒年有误，于是查了多种工具书，《辞海》无杜衍条目，《辞源》1514页：〖杜衍〗“⑴公元978—057”；又查了多样相关的《范仲淹研究文集》，其中“之三”40页写着：“杜衍(978—1057)”……只有这样多方面比照，才能确定正误，才能放心地写入论文中，踏实地载入著作中。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总之，努力争取做到：错误处纠正之，缺少处补充之，难明处注释之，疑问处暂存之。
整理编辑资料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期间有一个不断修正、不断提高的过程。例如整理好了《范仲淹史料新编》的资料以后，这些资料便成了我写作这方面论文的主要依据。2007年进入《青州三贤》全面编纂阶段的时候，对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相关资料，我又把整理的《新编》资料与《范仲淹研究文集》中的拓片资料做了详细地逐条对照，又纠正了不少错误。
第三、研究论证不容易
我对青州三贤、特别是对范仲淹的研究，都是经过了由近而远、由单项而全面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参加了中学语文课外读本《潍坊古今诗文选》的编写工作，对范仲淹在青州所写的4首诗作了阐释，还编写了3则轶闻故事。后来，我的《从范仲淹知青州看其晚年思想》一文，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范仲淹在病逝半年前，楷书韩愈的《伯夷颂》，以自示其一生高洁、抑制奸臣贼子的凛然正气，这与他的整顿吏治的改革精神是一致的。这是他留在世上的‘为霞尚满天’的辉煌一照，‘其有功于世教大矣’！”
至2006年，经过多年的全面研究，终于写成了《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初探》的论文，用了“初探”，说明有些问题尚未探析明白，还有待以后进一步探索。这篇论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述。这篇论文在这一年的9月27日召开的全国“洛阳范仲淹思想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范仲淹研究文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至2009年，我的《青州三贤》(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到2012年12月22日，“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在北大召开，会上我进一步提出了“范仲淹手书《伯夷颂》是中华第一楷”的观点。当时综合了三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范公虽然不是以书立世，但其书法却得到了同时代和后代人的高度赞扬；其二，对范公手书的题跋，其经历时间之长、题跋者之多，为世之所仅有；其三，范公手书《伯夷颂》，经过五次流失而又五次复得，实为世之惊罕之事。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与会学者的赞同。
以上是我对范仲淹、特别是手书《伯夷颂》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论述的全过程，对此记忆犹新。
五失五得如神护 青州又制黄素卷
2006年洛阳会议以前，我对苏州本的范公手书《伯夷颂》的所有题跋，予以全面整理、详细阅读，一条条地排读、核定，知道范公手书《伯夷颂》自皇祐三年(1051年)十一月写好“贻京西转运使苏舜元”以后，至清末八百余年间，经历了五次流失而复得，实为世之罕事！对此笔者极有兴致，作了细致的探究与论证。
(一)一失复得。元代李珩于大德四年(1300年)的题跋记述了这次失而复得的过程：范公手书后二百年间，“不知凡几传，至于贾秋壑。宋亡，北流于燕，逸斋李侯时为部侍郎，得之宝藏文府。大德戊戌，侯自两淮都转运使来守是邦，谒公祠下，求公之后人以与之”。并且赞之“侯盛德也”。之后，元代杨敬德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和柯九思的题跋都记述到这次失与得的情形。柯九思赞评道：“人获遗书，如圭如璠。怀德不替，来归其孙。维魏公子孙，永保勿失。惇我风化，尚胙皇国。”
(二)二失复得。元末王雝的题跋记述范公手书第二次失而复得的情况：李侯戡将范公手书归于范祠五六十年后，“明兵至，义庄祠宇俱为灰烬，此卷同罹此患，觊必不存。大宗孙廷珍、十世孙天倪复购之于军寨中”。王雝感慨地写道：“呜呼！公之灵在天，天祐其忠，俾公之手泽不泯于世，是知公之遗泽未艾也。”吴县知县胡文静写道：“得之复失，失之复得，若有以冥护之者。”
(三)三失复得。王世贞的题跋有详细记述：元末明初范公手书失而复得，至明隆庆四年(1570年)，“其后人主奉者不能守，作余质库中物者十年矣”；至万历八年(1580年)“初夏，悉理散帙……因举此二卷以归主奉，且不取价”。范公手书《伯夷颂》又归于范氏。范公第十六世孙、南京太仆寺卿惟一，题跋记述两次失而复得的过程及其感慨：“先文正公手书《伯夷颂》，自李总管戡归吾范氏，迄今将三百年而复得。王大理世贞不索质镪而归之，诚是义事。夫当吾世而为不肖子孙，所质且久而不知其事，何能无罪？因识数语卷尾以归掌守者，并示后人世宝藏焉。”朱勋题跋又赞之：王世贞“与李总管先后一辙，称盛德事”。
(四)四失复得。清康熙间江苏巡抚商丘宋犖(luò)的题跋，追述范公手书前三次失而复得后，又记述第四次的失而复得：王世贞将范公手书归于范氏后，“未久，主奉者不戒，复失去，为云间贰守朱勋追得，复归祠中。今岿然无恙，信有神物呵护其间也”。觉罗雅尔哈善与浦起龙提赞：“范公所书《伯夷颂》，沧桑递变，手泽犹新，岂非以其人乎？”
(五)五失复得。范公二十四世孙来宗题跋记述其详：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二月，“主奉仪炯家壁邻延烧”，手卷化为灰烬。幸有钩摹，至嘉庆三年(1798年)“刻石始竣”。后经战乱，《伯夷颂》碑断字残。再后，二十五世孙学炳于同治五年(1866年)题记说：又访得坊间李氏珍藏《伯夷颂》帖，系乾隆年间原拓，“装缀四册，卷页全璧”，又“购之以归义庄”并感叹道：真乃“神灵默佑合浦珠还”！第二十六世孙端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题跋：“戊申之春，重建岁寒堂落成，族人请刊于石。乃出是拓，校对旧碑，计遗失百余字，缺损数十字，付镌民手，钩摹补泐，砌诸堂壁。”
范公手书《伯夷颂》，五失而复得，奇矣哉！“信有神物呵护”也！
多年来，我对青州三贤的资料多方面搜集，特别是对范公手书《伯夷颂》的资料更是倍加留心。到2009年，我的《青州三贤》(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其中单设“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及题跋”一个标题，把全部题跋文字和注释印于书中，题跋拓片只从范国强主编的《范仲淹研究文集》里选取部分插于文字之间。同时把我多次修改的《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初探》论文也收录书中。这本书于2009年在青州新希望彩印有限公司印制。
青州新希望彩印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林由此而得到信息，便产生了印制范公手书《伯夷颂》的构想。他并且与我交流，欲组织成立青州范仲淹研究会的想法。这是我非常高兴和深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凡是范仲淹为官的地方唯有青州没有成立研究会，我多年呼吁，就是没有挑头者，周建林敢于担当的精神给我很大鼓舞。所以也非常支持他印制范公手书《伯夷颂》长卷，把范国强主编的《范仲淹研究文集》的全部拓印给他参考，我《青州三贤》中“题跋者”简介注释、《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初探》、范仲淹在青州的诗文解读等资料全都具备。周建林同志就是以此为主要资料，于2012年印制了黄素长卷，出版了《范仲淹书伯夷颂》的资料汇编。
2012年12月21日至23日，我带领建林同志到北大参加“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原未报名，多费周折，才能与会。会间，我与建林同志拜会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范国强，说明印刷厂周建林厂长准备成立青州范仲淹文化研究会，范会长十分高兴。会上我提出“范仲淹手书《伯夷颂》是中华第一楷”的观点，得到不少与会学者的认可。可能因黄素绢刚印制出来不久，建林同志十分珍惜，未能带到大会上观瞻，甚是可惜！ （张景孔）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