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入侵益都县，从此，益都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8年之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日伪当局推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野蛮残忍至极。尤其是投靠日军的伪军非常卖命，曾经带领日军在黄楼境内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采取“驻扎清剿”“反复扫荡”和强迫驱赶村民离开家园的手段，制造了惨无人道的“黄楼无人区”，给黄楼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是人类文明史册上极为残酷的一页。
是年，黄楼境内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保持地盘，各自扩充队伍，经常抓丁拉夫。国民党军队催粮逼款，对民众施以勒索、压榨摊派、敲诈绑票、明抢暗偷，无恶不作。日本侵略军侵入黄楼后，在黄楼境内的彭家村设日伪据点1处，驻日军6人、伪军14人；在南霍陵村设日伪据点1处，驻日军4人、伪军10人；在杨家庄村设日伪据点1处，驻日军10人、伪军22人。此外，驻守在青州境内胶济铁路以南、弥河以东地区(益东地区)的反动武装，还有杜华梓的国民党益都县政府的武装，侯耀庭的二十二支队，王葆团的六旅，新编十五旅四团，十七旅六团一部分，共计2000余人。日伪军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先后派兵对胶济铁路严加防守，把沿铁路两侧的村庄，组成护路村，强迫农民在铁路两边挖了深7米、宽5米的护路沟。不仅占去了很多农田，而且给铁路南北之间的交通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日军还在胶济铁路沿线，拆除了大量的民房，到处修筑炮楼、设立据点，派重兵驻守胶济铁路运输线。同时，日军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时常到村中屠杀民众，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掳掠村民，欺压百姓，杀害抗日干部。当时，境内村村皆黄(黄军装)，无处不兵，杀人放火，驱赶村民，区域内处在“白天百里烟，黑夜千村火”的白色恐怖之中。
1940年5月4日，日军在境内扫荡中，在刘仪型村打死该村村民3人。刘仪型村农民许友松、许友桂、许友彬、许春秋、许友桐等5人在农田里进行挖井作业，恰被经过此地扫荡的日军碰上，十几名日军向5人一齐开枪，将许友松、许友桂、许友彬枪杀在田里，许春秋、许友桐躲避、逃跑及时迅速幸免于难。日军在疯狂屠杀群众的同时，还大肆掠夺群众财产，破坏群众生产，给刘仪型村民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村中群众除被杀害的外，其余为躲避日军的屠杀与掠夺而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生活惨不忍睹，田地荒芜，颗粒无收。许多人因流离失所而病死、饿死。
1941年3—5月，日军在境内抓夫修筑弥河桥，抢去群众门板上千副、箱柜上百个，有300多人在工程中因饥寒和遭殴打而死。7月上旬，天气酷热无雨，玉米、高粱、谷子等秋季作物产量大减，秋，旱情持续发展，至1942年夏，几无降水，境内大小河流干涸，土壤板结，裂纹纵横，春播作物无法下种，境内大多数村庄农作物无收。加之流行黑热病，蔓延到全县，伤寒、麻疹、天花、霍乱、痢疾、疥疮等多种疾病一并流行，由于缺医少药，死亡率甚高。10月，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鼓吹“大东亚共荣”“建立东亚新秩序”，强化“反共自卫”组织，封锁“蚕食”革命根据地，在黄楼境内的彭家村、阳河村等地设立据点，共调集3个小队的日军和2个团的伪军，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并实行“沟壕堡垒”政策，运用“清剿剔抉”战术，疯狂破坏我基本区。伪军长官则在日军指使下，催粮逼款，抓丁拉夫，杀人行凶，欺压百姓，助纣为虐，无恶不作。伪军士兵则拦路索要或抢劫财物，并行凶打人。伪军“清乡队”则催粮逼款，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将村民抓到据点殴打，逼迫其家人典卖田产、牲畜，甚至卖儿卖女赎人。日伪军长年强迫村民为其修建据点、修路建桥或运输物资。徭役之重，服役时间之长，对待民夫之残酷，均为空前。为获取所需砖、木等材料，他们强拆村民房屋，强伐村民树木。在日军毁村过程中，对百姓大开杀戒，境内被毁村庄不但房倒屋塌，更是尸横遍野，造成黄楼境内1200户村民无家可归、4000余人或闯东北或到山西逃荒。加之日本侵略军推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境内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争夺地盘，各自扩充队伍，抓丁拉夫，致使人口大量丧失，造成“无人区”。
当时，黄楼“无人区”范围内剩下的基本上是保甲长和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有些地方连保甲长也外逃了。老弱病残走不了又缺少食物，生活非常凄惨。各村不断有人死去，人死后没人埋，到处都是死人，后来死人竟比活人多。正所谓“今天埋别人，明天被人埋，几乎家家陈尸，户户戴孝。”死去的人被老鼠等动物咬得残缺不全。勉强活着的人饿得奄奄一息，有的脸肿得像铜盆，肚子很大，肚皮透明，连肚子里的青菜都看得见，走动时用手拉开下眼皮，才能看见路；有的瘦得皮包着骨头，并患有黑热病，皮肤呈黑色，走动时一手扶墙，一手柱着拐杖，头发长得跟野人一样，讲话都没有力气。一切家畜、家禽和猫、狗都绝迹了。
无可置疑，日军是制造黄楼“无人区”的最主要元凶。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制造的一件件灭绝人性的惨案的一个缩影。 （樊光湘）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