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旭，男，满族，1918年生，山东青州人。1937年4月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从事部队宣传文艺工作。建国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副主任，并受命组建北京电视台。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开拓陕西的电视事业，调往西安任陕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电视台台长。他的妻子陈晨，1926年10月生，汉族，山东青州人。1945年青州城第一次解放参加革命，后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任演员，建国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播送组组长。1962年调陕西广播电视厅工作。她和胡旭是在战争年代偶然相遇，同为青州人，一家住南营街，一家在北营街，由此相亲相爱，结为伴侣。胡旭曾戏称他(她)们俩是“老同乡、老战友、老夫妻、老伙伴——永远的老俩口”。此文系作家李凤琪在征集满族文史资料时，胡旭回忆学生时代在青州的一篇文章。
抗战时期的胡旭
陈晨年轻时的照片
山东青州是我的故乡，我对它一往情深。几十年来多少旧事都忘却了，而青州还时时在我的梦中出现，因为这里是我生活的摇篮，是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出发地。
早年，我的家住在青州城内南营街，这里是清嘉庆年间一位丁姓状元宅第。记得大门两旁矗立着一对旗杆，下面各有一座一米多高的“旗杆垛子”，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匾额“状元府”，可以想见，当年这儿曾经是极为显赫的地方。这条街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回民，只有我们家是移居此地的满族。由于我们尊重当地回民的生活习俗，所以邻里关系相处得颇为融洽。有时回民相互馈赠他们的节日食品“油香”，也常给我们送上几个。他们的孩子们大多是我的同学，有的还是我亲密的伙伴，他们带领我去过好多奇特的地方：去清真寺看老阿訇杀鸡、到荷花湾去捞鱼、泅水……
南营街位于青州城的东部，离东城墙很近，向北是剪子巷，沿街都是锻打剪子菜刀的铁匠铺，叮叮铛铛之声不绝于耳。再向北是供奉孔老夫子的文庙，县图书馆就设在这里。旁边有一片名为“县学洼子”的沼泽地，当年以此地作为杀人刑场，是孩子们望而却步，不敢驻足的地方。
我十一岁父亲去世时，由外地回到老家，青州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和同学们一起，几乎跑遍了青州的所有地方。听传说青州是座卧牛城，城墙的走向恰似一头卧牛，这传说唤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于是有机会便爬上城墙顺着一个方向往前走，想从某个地方证实这卧牛的传说。
东边的城墙距我家很近，轻易便可以上去，一直向南，不远就是称作“魁星楼”的东南角楼。楼下有一汪池水，人称“荷花湾”，周围有几株垂柳，靠近岸边稀稀疏疏有些荷花。我们有时用自制的钓钩，用钓竿来钓的鱼很小，二寸长便算是大的了。我嫌不过瘾就用一块方布，两根竹竿做成“豆腐篮子”，放上些煎饼渣，压块瓦下在水里，过一段时间猛地抬起来，可以捕到十几条小鱼--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夏天天热，脱光了衣服跳进水里，痛痛快快地扑通一阵。荷花湾的水是浑浊的，不太深，一个猛子扎下去常会啃一嘴滋泥，但这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从角楼沿城墙向西，人迹渐少，南门就在前面了。当时南门的城楼还在，只是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站在这里远望城南，云门山就在眼前，天气好时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透空的云门山洞。
云门山的东南方向有两座发人遐想的山峰，一个峰巅有一个如斧子避开的缺口；另一个山顶矗着一个短短的橛子，同学告诉我那是“劈山”和“橛山”。人说劈山那个缺口可以通过一辆大车，橛山那个橛子有多大就不知道了。我常想：如果把“橛子”还给劈山，两座山峰不就都完美无缺了吗？我多么想去这两座山上看看，那里一定有更值得一看的东西，可惜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从南门向西去，城墙上蒿草丛生，越走越荒凉。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走在这里几乎都是一路呼喊着跑着前进的，有时甚至中途却步原路折回。后来上了中学，我又继续登上南面的城墙。我清楚地记得，城上有一处凸起的土丘，中间是空的，像是个废弃的砖窑，又似乎是个守城的堡垒，人称“老牛眼”。城墙从这里向北转了个弧形的弯没有角楼，听说城下有村子名叫“角楼”，可见当初也是有角楼的。
西面的城墙残破得历害，有的地方很难上去。相传西门瓮城的石板下藏有一窝“金鸡”，我们用石头敲地面的石板，果然有叽叽的声音，如同雏鸡的鸣叫，每到这里常常留连很久不愿离去。
西门外面不远就是范公亭，清明时节游人如潮，红男绿女都来这里“踏青”。当时的“青州府”，除了城里有一处“冯家花园”之外，确实没有一处像公园之类的地方，而范公亭无疑是青州人的一大骄傲。青州城北面紧靠南阳河，平时水不深清可见底，从城头上望去，绿树浅滩别有一番风味。
北门一带则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出城不远就是俗称北大桥的“万年桥”，桥栏有石刻浮雕，刻的是八仙和二十四孝的故事。桥下有片被河水冲得溜光的石头，从这儿象坐滑梯般地滑下去，即刻坠入水深过胸的深潭，夏天在北大桥下戏水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
由北门沿城墙向东，城墙下有一处泄水洞，俗称“老牛尿脐”，不远就是前面提到的县学洼子了。我断断续续顺着城墙几乎走了一周，遗憾的是除了发现两处地名与牛有关之外，始终也没有在脑海中连缀成一个卧牛的形象，但这卧牛城的不解之迷，却执着地伴随我几十年，无数次牵动着我的回忆。甚至在炮火硝烟的战斗间隙中，衔一节草梗在山坡上打个盹，听着远处蝈蝈的鸣叫，有时也会忽地想到儿时踏寻的旧地，刹那间仿佛又回到了这里。
青州城紧靠胶济铁路，县城距车站不到五华里。当时除了车站一带有些商店、客栈、饭馆和几家日本人开的花里胡哨的店铺之外，城里也有几条商业街，商铺一家连一家，大字号不多，鳞次栉比多是一两间的小铺面，经营的商品倒也多种多样。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浪潮也冲击着这个小城。由于物价波动生意清淡竞争无力，常有些小店开业不久就破产倒闭。这类事在我们学生中时有所闻；加上时局的变化，青州这座小城常常被搅得动荡不安。
1930年夏季中原大战，闫锡山、冯玉祥联合打老蒋，尽管各自师出有名，老百姓却不管他谁是谁非，人们普遍关切的是安全和生计。这正是暑天，每到傍晚满街都是人，摇着蒲扇听着远处隆隆的炮声，惶惶然传播着道听途说的战况。一时说冯军过来了，果然，操着河南口音的冯军风尘仆仆地驻满了各条街道的民房，伤兵们呻吟着骂娘，于是各店铺纷纷上板，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接着便是一片寂静，只有大兵们在来来往往。
第二天安民告示贴出来，人们试探着出来活动，生活又渐渐恢复正常；忽然传来消息：晋军要来接防，又是人心惶惶，果然不久操山西口音的晋军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支队伍有人竟然在街头躺下来吸大烟，尽管也照样贴出了安民告示，阐述作战宗旨以及秋毫无犯云云，可是老百姓哪敢轻信？天天紧闭门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当时我小学毕业正值暑期，尽管家长严格禁止到远处去玩，但得空便去混在街谈巷议的人群中听消息，我之关心时事似乎从那时开始的。
这一年秋天，我升入省立第十中学(后改为青州一中)。学校座落在皇城西边的松林书院，院中因有几株高大挺拔的柏树而得名。我清楚地记得，其中靠东边的第一株，高处挂着一个铜铸的小钟，上课下课总是那位身着长衫的秃顶工友一下一下拉动敲钟的绳子，铛铛的钟声飞越皇城的大片麦田和天主教堂的白杨树，向迟到的学生发出飞跑的号令。
校内前院的柏树下，通常是全体师生集会的场所，每星期一早晨，照例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由校长率领大家面对孙中山遗像，静默三分钟，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我印象最深的是1934年冯玉祥先生来校演讲。
那是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刚到校院子里已站满了全校的同学，气氛很严肃。我悄悄一问，说是冯玉祥大将军来了，一会儿还要给学生们“训话”。关于冯玉祥人们并不陌生，不久前的中原大战，“闫、冯倒蒋”青州人可谓记忆犹新。胜败姑且不论，他敢于和蒋委员长的中央军一决雄雌，因而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赞誉多是在冯的一边。虽说后来冯和蒋介石握手言和，又拜为把兄弟，冯挂上副总司令、副委员长的头衔，但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改初衷，打出抗日的旗帜，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出师血战收复多地，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后来，冯玉祥因遭到日、蒋的内外夹击，同盟军失败了，他下野退居泰山，徐图东山再起。
我当时只知其人略知其事，一心想见见这位斗胆和蒋介石唱对台戏的大人物，于是挤到前排坐下。正面教员办公室的门开了，校长恭身陪同冯将军走了出来，益都县长杨九五以及几位教师随后侧身而出。冯玉祥完全不像我原先想象中的大将军模样，他穿一身像军装又不像军装的浅蓝色粗布衣裳，肥大的上衣长可及膝，脚上是一双打着皮包头的布鞋，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他先作自我介绍：“我是从泰山上下来的老百姓，眼下和你们一样，也是个念书的，我是教师七八位，学生只一人。念书为什么，就为了学点本事，长点见识，打日本救中国。我可不是鼓吹‘读书救国’，那是闲扯谈！坐在那儿死啃书本就能救国吗？得干、得有行动，真刀真枪的抗日行动。咱们中国被小日本欺负苦了，欺负得像孙子一样！我就不服这个气，拉起队伍跟他干，可我那位老弟，你们都知道是谁，就不敢碰日本鬼子一下。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带着大队人马到江西去剿共，中国人打中国人，把屁股整个让给日本人去打。照这样下去，早晚咱们四万万同胞都成了亡国奴！……”
冯接着说：“我在张家口拉抗日同盟军，也打了几个胜仗，后来不是败在日本人手里，而是让人在背后捅了一刀，队伍‘花拉’了。我上了泰山，有朝一日再拉起抗日队伍，和小日本见个上下高低。到那时候我欢迎你们都到我的抗日队伍里来，男的女的都要，能扛得动‘八斤半’(步枪)的都要！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立志用大铲子铲掉世事一切不平，有志青年跟我来呀！……”说着他作了个用铲子铲地的动作，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讲。
冯玉祥的一席话对我的思想是一次巨大的震撼，几年来时而困扰着自己的一些是非爱憎，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答案。尽管这些“国家大事”好像距离我的生活很远，但我已经再也不能置身世外了！
自那以后，我就常常有种“上泰山去”的莫名的冲动，那手执大铲子铲地的动作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简直成了一种召唤和诱惑，以致最终成为我从青州这片热土起飞，飞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的动力。
1935年夏天，十七岁的我告别了故乡，登上西去济南的火车。从车窗望着渐渐远去的青州城消失在视线之外，一种舍不得离去的依恋油然而生。我不知道我留恋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此一去何年何月才能重回故里。后来，我倒底没有上泰山，而是经过理性的思考，自觉地投入到了北平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随着芦沟桥的炮声，我进入北平的西山，真的扛起了“八斤半”，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抗日游击队战士。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