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松林书院办学的第一座高峰
 

  松林书院创建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以程朱理学为主要修习内容。书院的理想目标是，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人文教化为旨归。但在科举时代，任何反对科举的教育机构要想长久存在，那几乎是不可能。因此，书院的大儒们并不泛泛地反对科举，而是将大量精力倾注于讲学事业与学术研究，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之才。

  正德、嘉靖年间，松林书院讲学论辩之风兴盛起来，办学一度达于鼎盛。书院肄业诸生科举入仕之多，显赫一时。据不完全统计，曾在书院习儒学的学子有：黄卿，正德二年(1507年)举人，三年(1508年)进士；杨应奎，正德五年(1510年)举人，六年(1511年)进士；陈经，正德五年(1510年)举人，九年(1514年)进士。由上可知正德朝益都三进士全为松林书院培养。陈经之子陈梦鹤，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张焕中举，四十四年(1565年)中进士，等等。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载，河北任邱进士纪资嘉靖十五年(1536年)知青州，“政暇，进诸生论文，崇雅黜浮，科第自此渐盛。”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鄞县人杜思出任青州知府，他“温文好学”，“人称综雅”，修建松林书院，与诸生“谈经课艺”，于是“名士奋起，科第亦自此称盛”。

  据统计，有明一代，山东进士分布为：济南府31县562名，兖州府29县388名，东昌府21县281名，青州府15县282名，莱州府9县185人，登州，10县134人。从全省各县的进士平均数看，益都县稳居第一，绝对数为72人，在明代山东的各州、县中是最高的，若就绝对数量而言，堪称“明代山东进士第一县”①。又据光绪《益都县图志》统计：益都县仅嘉靖朝进士15人：嘉靖十七年，考中冯惟重、冯惟讷等四进士；嘉靖二十三年，考中冀鍊、石鲸、石茂华三进士。当然，这些成就不能尽归书院，但长期以来的官学之弊一直为人诟病，当时书院之盛名是远在府、县学之上是学界公认的。从科举入仕这一办学的重要指标来看，可以说，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是书院办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书院教育带动了青州文化的繁荣
 

  书院教育不仅为无数士子开启了仕进的大门，还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明嘉靖年间，青州文化界活跃着一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组织，这便是被誉为“诗坛奇葩”的“海岱诗社”。当时，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会讲、讲会活动盛行。江西教育学院李才栋教授认为：“会讲”系学术聚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等活动；“讲会”乃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有“联讲会”之说②。

  北京师范大学王炳照教授也认为：“讲会类似于近代的学会组织，以书院为中心，联合附近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书院之间也联合经办，轮流主持，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术教育活动。”③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州的“海岱诗社”这一文学组织更接近于讲会。

  据《四库全书总目·海岱会集》(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记载：“嘉靖乙未丙申间，(陈)经以礼部侍郎丁忧里居，(蓝)田除名闲住，(刘)渊甫未仕，(刘)澄甫等五人并致仕，乃结诗社于北郭禅林。”当时诗社成员有石存礼、蓝田、冯裕、刘澄浦、陈经、黄卿、刘渊浦、杨应奎共八人，皆当世社会名流，被称为“海岱八子”，除去蓝田为即墨人，其余七人皆青州府人，被称作“海岱七子”。嘉靖十七年(1538年)，才华横溢、有雄才大略的胡宗宪出任益都知县，他关心文教事业，他任职益都期间，正是“海岱诗社”创作繁荣期。胡宗宪积极支持和参与诗社活动，与刘澄甫、冯裕、杨应奎、陈经等人有诗词唱和。海岱诸子经常举行文会，北郭禅林、云门山、驼山、松林书院等不少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踪迹，他们以诗词唱和，创作颇丰。后编辑刊印《海岱会集》12卷，收诗词749首，对后世青州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海岱诗社活跃时期，恰恰是松林书院办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书院倡导的自由讲学和人文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海岱诸子的创作。有据可考的三位--陈经、黄卿、杨应奎，皆肄业于松林书院，后皆中进士，为官一方，政绩显著，“皆不以诗名显，而其诗皆清雅可观”。他们当年在书院读书，对“书院松涛”有很深的感受，陈经诗中形容：“长风夜撼千虬动，巨浪时喷万壑来。”黄卿道：“数楹多士谈经处，满院苍松作雨声。”杨应奎这样描绘：“波涛终夜惊成拍，风雨连朝听不休。空斋得此消岑寂，一榻冷然爽若秋。”海岱诸子中的刘澄甫致仕后曾应邀到书院讲学，与同科进士在书院宴集时曾发出“杏苑孤云怜我老，松林明月许谁同”之慨叹。“北海文学世家”始祖冯裕之子冯惟敏曾师从于刘澄甫，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中举，后成为著名的散曲大师，被“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赞为“北调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而冯裕本人殁祀松林书院乡贤祠，也成为学子学习的榜样。其余三位(石存礼、刘渊甫、蓝田)是否在书院读书或讲学无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引领青州诗风的海岱诸子，大部分都与书院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书院敬道崇德、自由讲学之风成就了硕师大儒，同时硕师大儒的诗文著述又深深影响了书院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氛围，从而带动了明朝中期青州文化的繁荣。
 

明代中期青州读书、文会活动盛行
 

  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为学不可离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独学无友。固守一地，专从一师难以长进，最好的方式是聚会讲习，师友相观而善，从而诱掖讲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进，世利纷哗之染日远日疏，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明代中期青州读书、文会活动的盛行，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据明末清初著名文人曹贞孺《云门辑旧》一书记载：“在昔七八十年以前，青州读书之事冠于山左。”从清初前推七八十年，即大约明代嘉靖朝后，青州人读书之事在山东堪称第一。故事记载，当时曾有十数位书生共同组成了一个文会，文会地点位于青州兵备道道衙隔壁，文会由会长主持，有严格的会规。众会友切磋研习主要是围绕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每月之初旬，即作大场之头场，七篇四书三经；次旬即作大场之二场，论、表一判五；末旬即作大场之三场，策五。”此外，内容广博，“又于诗词杂体以及赋颂四六，无不攻习；又通鉴性理及诸史、诸子，无不演贯。”文会时间，“此三大会者，闰在三六九之外也，而于三旬中三六九日必作”。据回忆，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九日是年除，过年的气氛渐浓，会友们央求会长少写一篇习作，会长起初不允，经众人再三央告，才答应，“众友得宽恕，不胜欣喜”，欢闹声惊动了道衙内的道尊(对兵备道长官的尊称)大人，道尊得知情形，被士子们除夕之日仍在勤奋研习、切磋技艺的精神所感动，连声赞叹，并“即刻赏出每人银两，以为油炭之费”。据文章所记，参与此次文会的会友，仅后来考中进士者就达十三四人，有：石茂华，官至兵部尚书，三边总督，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叔弟石名，按察副使；蒋春芳，监察御史；张焕，南赣巡抚；冯仰芹，山西按察司佥事；邢玠，兵部尚书；王基，户部尚书；党馨，宁夏巡抚；杨锦，甘肃巡抚，都御史；朱鸿谟，刑部侍郎；刘一孚，江西副使；房如式，陕西按察使；杨应奎，南阳知府。会友中还有多人后来考中举人或贡生，在当时也小有名气。这个文会活动中的会友不少是在松林书院读书，如杨应奎、朱鸿谟、蒋春芳、张焕等；也有在青州府学读书，如邢玠等，总之青州的这些后生学子后来大都成为大明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可见曹氏所言“青州读书之事冠于山左”，此言不谬！

  值得探究的是，故事未提及青州兵备道长官的姓名，从官员的任职时间和参与文会活动的学子中举人的时间看，这位“道尊”大人很可能是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王世贞，江苏太仓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出任山东按察司副使，兵备青州，在任四年，殚精竭虑，恪尽职守，官声很好，但其主要兴趣和贡献在文学方面，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创作极为丰富，与李攀龙等七人被誉为明代著名的“后七子”。他任职后不几年，学子张焕、蒋春芳、党馨、朱鸿谟等人相继中举。可见，一个地方读书、文会活动盛行，文化事业兴盛，与该地方有所作为的长官大力倡导是截然分不开的。

  据钟羽正《青州人物志》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青州知府杜思经常召集诸生吟诗作赋，切磋学问，“群诸生为文会，名士奋起”，“科第盛于昔时，盖有功于文教者”。又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山西蒲州人、进士杨相“以御史出为青州兵备佥事”，他“秉宪体，饬吏治，好士礼贤，以古道自持。遴两学诸生数十人为文社，出俸以给膏火，三日一试，自品其文，因以成就者甚众。”这些记载，也进一步说明地方长官对于文教事业的推动作用。
 

阳明心学的传播使书院办学再次达于顶峰
 

  明代中叶以后，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官学和科举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哲学，被演蜕成科举仕进的敲门砖。《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只成了应付八股文的材料，人们奔竞于科举仕途而不择手段。官学教育的失败，提出了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的任务。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应运而生，他提出了“破心中贼”的目标和“致良知”的学说。他以书院为阵地，日集诸生，讲学其中，传播心学，力图挽救官学之弊。众多王门弟子、后学对书院讲学事业都十分热衷，兴办讲会、弘扬师说成为贯穿他们一生的事业。讲会的盛行，对书院独特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王阳明在《答徐成之书》中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其次是平等论学，求同存异，不株守门户，不以己见强加于人，提倡在学术论证中兼容宽量，具有一种豪杰之气，侠义之气。

  阳明弟子、江右王门领军人物邹守益一生各个阶段都讲会不辍，讲学范围遍及江南大部。按照明儒徐阶之说，邹守益一生“凡为会七十余，大会十”④，终其一生都与讲会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些讲会活动，大都面向平民大众，影响面很广。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邹守益白鹭洲书院讲会，“生儒以千计听讲”⑤，盛况空前。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邹守益之子邹善擢山东提学使，负责全省的教育督察，受父亲影响，他也热衷书院办学，发扬光大阳明心学。隆庆元年(1567年)他亲自主持将松林书院易名为“凝道书院”，旨在凝聚人心，传承与发扬儒家文化道统，“时与诸生讲学其中”。凝道书院的办学盛况，在明代状元赵秉忠的《云门书院记》有所记载：

  “青州旧有凝道书院，在郡治西南，堂室严翼，桧柏环拱，每青蘋白龙鳞起，若万壑喷巨浪，题曰‘书院松涛’，其创垂题咏载郡志。隆庆丁卯，督学者邹公善，讲明良知，羽翼圣道，设皋比函丈于此。一时贤哲师济景从，造士作人之盛，学士、先生迄今数能言。”

  从“郡治西南”和“书院松涛”等表述来看，文中凝道书院就是松林书院。这一记载表明，隆庆丁卯年(1567年)，山东督学邹善在松林书院“讲明良知，羽翼圣道”，传授“致良知”的阳明心学，维护儒家圣人之道，“设皋比函丈于此”，即在此设好讲席，亲自讲学，在他的影响下，一时间，贤德士子、院师硕儒，慕名而来，如影随形，汇聚书院，当时育人之盛况，学士、先生迄今有口皆碑。从描述可以看出邹善是深受其父思想的影响，归根结底是深受阳明思想之影响。可以说，邹善在凝道书院对阳明心学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书院办学在隆庆年间再次达到高峰。

  隆庆年号只存在短短五年，期间益都一县就考中党馨、邢玠、朱鸿谟等七名进士。据钟羽正《青州人物志》记载，⑥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的朱鸿谟在书院读书期间，邹善向朱鸿谟授“良知之旨”，而鸿谟却“心仪冀端恪公(冀錬)”，“尊濂洛关闽(指宋朝理学的四个重要学派：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矩旧如护要领”，坚持理学的信念不动摇，可见，朱对冀錬的理学理论非常崇拜。这也正是明代书院教育敢于质疑、不株守门户之见特点的体现。朱鸿谟在吉安府任推官时，洁身持法，风格方峻，杜绝请客迎往，时时与诸生谈经义，所陶冶皆成名。东林党领袖人物、大儒邹元标就是朱鸿谟的门生。邹元标一直称朱为恩师，尺牍往来不断。天启年间，邹元标任左都御史时，曾与冯从吾、高攀龙和青州的曹珖等在北京创办首善书院，讲“致良知”之学。万历八年(1580年)的进士蒋春芳当初也是“从邹颖泉(颖泉为邹善的号)受良知之传”，为从凝道书院走出的一代名儒。从王阳明到邹守益，再到邹善、冀錬、朱鸿谟、蒋春芳，再到邹元标、冯从吾等人，传统儒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薪火相传。

  隆庆元年(1567年)春，邹善曾经带领学生去拜谒青州的范公祠，喝了北宋范仲淹给人治红眼病调制药丸用的“醴泉”(即现在的范公井)之水，有感于范公少年勤奋读书、为官先忧后乐的事迹和精神，当即作诗《谒范文正公祠酌泉有感示诸生》，对诸生进行现场教育，曰：“昔闻长白山，清苦无与比。独抱先忧念，推沟同所耻。……嗟予及诸生，黾勉迫芳执，勿忘千古期，请从长白始。”(石刻今存三贤祠)长白山，指山东邹平的长白山，范仲淹少年读书的地方。范仲淹是经过艰苦奋斗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邹善以范公的事迹来激励诸生，足见他用心良苦，也是其弘扬“致良知”“知行合一”阳明思想的体现。作为提学使者，负有领导、监督一方教育之责，邹善抓住一切机会，亲自执教，真是一位以育人为己任的实干家。邹善满腔热忱地把凝道书院的讲学活动启动起来，但他还必须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巡察，书院教学在有序进行，邹善却不得不离开青州。令邹善没有想到的是，十数年后，全国大部分书院在一场浩劫中被毁，而松林书院也难逃厄运。
 

松林书院在一场浩劫中被禁毁
 

  万历七年(1579年)阁臣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明史》称：“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明纪》记载稍详：“七年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六十四处，尽改为公廨。”《明通鉴》更说明了禁毁的缘由。“先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⑦松林书院亦未能幸免。张居正禁毁书院的主要目的是整顿和强化思想控制。“科敛民财”只是一个借口，“群聚党徒”，“空谈废业”，“徒侣众盛，异趋为事”，是给书院妄加的罪名，真实原因是担心书院讲学会“大者撼摇朝廷，奭乱名实；小者匿避丑秽，趋利逃名”。在张居正看来，聚众讲学只是夸夸其谈，“虚而无当”，聚众清谈议政可能动摇社稷根本。

  其实，从全国来看，明末至少曾经历过四毁书院运动。分别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和天启五年(1625年)⑧。松林书院在嘉靖朝不但幸运地躲过了两次运动，反而办学十分兴盛。但最终没逃脱第三次灾难，万历八年(1580年)书院遭厄运，松树被伐，房舍颓坏，“所司奉行太过，遂赭其地而空之”(赵秉忠《云门书院记》)。清初著名文人安致远《青社遗闻》中记此事曰：“江陵相(即宰相张居正)时议乡校，贪吏承风，撤祠拉像，伐松柏，货千金入私囊，舆论痛惜不顾也。祠既废，碑碣为人取去作砧石，历代名区，鞠为茂草，君子悯焉。”⑨

  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按察司副使高第、青州知府王家宾商议复其旧，而松林书院故址已经破败不堪，无法收拾，遂将原山东布政司衙门改造为书院，名曰“云门书院”，并请状元赵秉忠作《云门书院记》。此后的数十年，云门书院临时取代了几度辉煌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松林书院而成为青州府的最高学府。
 

  ①《明代山东进士的区域分布研究》(2007年第六期《教育与考试》，刘希伟)。②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319页。③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32页。④肖永明《阳明心学与明代书院讲会的兴盛及制度化》引自明·徐阶《神道碑铭》，见邹守益《邹守益集》卷27，第1379页。⑤肖永明《阳明心学与明代书院讲会的兴盛及制度化》引自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见邹守益《邹守益集》卷27，第1388页。⑥见夏永军、王岩《松林书院及其文化传承》(2015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8页房崇阳《青州的凝道书院》。⑦《明通鉴》(清夏燮撰)(中华书局2009年5月)。⑧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77—8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史明《明末书院的创建与毁禁》，载《齐鲁学刊》1996年3期。⑨《青州史料笔记四种》(青岛出版社2010年11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