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舟，你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谁成想我年已半百竟然有此一劫！真真羞也愧悔也！

  难道我这一辈子注定就这样漂泊不定、坎坷不断？

  实际上，我也是出生在一个书香簪缨之家。神宗赵顼元丰七年(1084)出生。我的父亲李格非是章丘人，进士出身。他是苏轼的学生，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也许是受父亲和老师的影响，我对于诗文特别感兴趣，总有一种想写出来的冲动。偶尔有诗文呈现，总能得到大人们的交口称赞。晁补之(字无咎)比父亲小八岁，他们多有诗词往来，也是我家常客，是苏轼的学生之一。晁叔叔经常做我的义务宣传员，“多对士大夫称之”，说我文章好，诗更佳。所以，在京城文化圈子里以及士大夫中，我一介女子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诗词爱好也为我带来了一段姻缘。

  那一年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我十八岁，一个怀揣梦想的小女子；

  那一年，赵明诚21岁，一个风度翩翩的太学生。

  那一年，我们牵手走进洞房。

  人们都说，我们两家的结合是门当户对。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我的公公，他是吏部侍郎。

  而我的父亲是吏部员外郎。他们都是朝廷的高官。我们两家的结合真的算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

  尽管如此，新婚的我们手头还是比较紧的，小日子过得有些紧巴。但是有一点，我和赵明诚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喜欢诗词和金石收藏。有时候精神的需求比物质的需求要重要的多。因此我们两个人也算是琴瑟和谐，鸾凤和鸣。刚结婚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但是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目前来看，大宋王朝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但也从不缺轰轰烈烈的党派之争。听我父亲和丈夫说起过很多所熟知的人物不管是政治家、文学家还是军事家等等，无不经历各种名目的旋涡洗礼，比如苏轼、比如王安石、比如司马光、比如范仲淹、比如欧阳修等等，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生活和厄运也降临到我和丈夫身上。

  我们的幸福新婚生活几乎在一瞬之间就结束了。

  我出嫁后的第二年，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父亲划入元祐党人之列，名列第五，被免去了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被罢官后的父亲，携家眷回到原籍明水。

  而作为公公，赵挺之在同年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于危难，我也曾上诗公公赵挺之，但无济于事。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他不愿意，还是力不能及。

  党派之争愈演愈烈，我终于受到株连。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发布诏书：“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崇宁三年(1104年)四月，朝廷再次强调：“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我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父母身边。

  然而，接下来的三年对于我来说就是坐过山车，荡秋千：

  崇宁四年(1105年)：

  暮春，公公赵挺之职务调整：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几乎比翻书还快，六月，因为和当朝权臣蔡京争权，为避祸，引疾乞罢右仆射。

  崇宁五年(1106年)：

  二月，蔡京罢相，公公重新起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为元祐党人平反。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我也高兴地返归汴京与丈夫团聚。

  十个月之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

  正月，蔡京复相，开始秋后算账：三月，公公赵挺之被罢右仆射，五日后公共在愤懑中去世，他的官被夺，丈夫的荫封之官也因此丢失，我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青州的生活。

  青州这个地方历来是一个充满文人情怀之地，在我之前，很多大咖们很多都在这里留下闪光的足迹：比如寇准、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等。这里还出了一个比较牛的宰相：王曾。明明之中。我似乎感到，我能够来到青州或者说也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年，我25岁，赵明诚28岁。在这里，我想自己的居室取名“归来堂”，自己取的字号名之曰“易安居士”。

  在这里，我们夫唱妇随，丈夫完成了他的《金石录》。

  从1121年开始，丈夫又重新得到朝廷的任命。一直到1127年。先后到莱州、淄州任职。总而言之，还是围绕青州转悠。

  从到青州的1107年到离开青州的1127年，我在青州的时间长达20年！

  在丈夫到莱州任职之前，我经历了感情上痛苦的折磨。尤其是丈夫到莱州任职之后，这种痛苦日渐强烈。但是没有办法。其中的原因我知道，我的丈夫知道。

  1127年，我44岁。公婆不幸去世。丈夫在这年3月南下江宁(也就是南京)奔丧。之后，我也带着15车书籍器物。南下同丈夫会合。1128年，我来到江宁府，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129年的2月，丈夫做了一件为我所不耻的事情。丈夫罢守江宁，独自弃城而逃。好在由于安排妥当，江宁没有失守。

  这一年五月，我们来到了池阳(今安徽贵池)，丈夫也阴差阳错被改任湖州知州。对这一任命丈夫非常高兴。按照惯例，他要上朝朝见皇帝。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在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

  这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在悲伤之中赶到建康。料理完丈夫的丧事，我大病一场。

  尽管丈夫去世了，但是加在丈夫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还是无情地压了下来。

  通敌之名对于我和丈夫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于是我到处托人找关系，说情和打点。终于摆平了这件事情。加上战乱频仍，此后的三年，不是在逃亡的路上，就是在躲避战乱的途中：

  洪州(今江西南昌)；浙东台州、剡县、睦州、黄岩、过海道达温州；之后是越州、衢州；次年到杭州。

  这是绍兴二年(1132年)，我48岁。实在是心力交瘁。在众人的说和之下，嫁给了曾在病中热情照顾我的张汝舟。

  但是我错了。

  张汝舟喜欢的不是我李清照这个人，他喜欢的是收藏名家赵明诚的那些宝贝。

  婚后张汝舟发现我的收藏已经随着多年的奔波所剩无几，大失所望，于是原形毕露。如果忍气吞声那就不是我李清照了，或许张汝舟不知道我除了婉约之外还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气。于是，一怒之下，我冒着坐牢三年的决心和风险，举报张汝舟早年考试作弊——这可是弥天大罪，并且要求离婚。张汝舟被摘掉了乌纱帽贬官柳州(实际上张汝舟的官也不大，官右承务郎、监诸军审计司官吏，一个进士出身的低级官员而已)。

  在故旧亲友的帮助下，我在大牢里待了九天而后获得自由。

  罢了罢了。不再说这些没用的啦。丈夫的《金石录》凝聚了我们共同的心血，还有好多东西需要整理，也需要对《金石录》前前后后来一个总结。

  注：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完成了《金石录后序》的写作。约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李清照辞世，享年至少73岁。   （冯殿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