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学活动，在旧时学校就有，并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和社会的好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各级各类学校里，很快得到恢复。起步较早的是京、津、冀一带，标志是出现了以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等为代表的“中学生作家群体”。但他们的作品，只是见诸报刊，作品形式以短篇小说、散文为主，其中以刘绍棠的成绩最为突出，他的第一篇小说《红花》，发表在1952年元旦这天的《中国青年报》上。陆安庭作为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有小说正式出版发行，在当时尚属首例，迅速在校内外引起轰动，继而出现校园“文学热”，也是情理中事。

  《互助组长》在益都师范引起的“文学热”，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语文学习热”。语文课是工具课、基础课，后来还被称为“感情体悟课”。为人师表者，必须把这门课真正学好。俗话不俗，“师傅不明徒弟拙”、“名师出高徒”、“要给别人一杯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都说明了学好语文课的重要性，学好语文课成了每个师范生的自觉行动。学校和上级教育部门也从领导和师资方面加强了配备，教育家、书法家陈衍绪先生担任教学副校长，兼任后师部两个班的政治课，板书和讲授都很有特点。李晓峰先生、邵朴园先生，都是当时昌潍地区教育界的名师，他们的古典文学课教学，重视“字字落实”和背诵记忆，学生受益终生。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王清正老师、许德政老师，他们的课堂教学重视表情朗读，体现“以读为纲”、“以读代讲”，节省了时间，突出了重点，抓住了要害，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学生受益匪浅。

  其次是学校的教学研究气氛日趋浓厚，师生们学说普通话蔚然成风。老师们的教学研究成果屡屡见诸报刊。山东大学毕业的孙祚民老师，当同学们问及他的著作情况时，他总是谦虚地说：“我是出版过几本小册子的！”当时，国家正式提出推广普通话，作为教师摇篮的益都师范学校，立即掀起了学说普通话的热潮。讲课、回答课堂提问、交谈，一律使用普通话。学校安排了教说普通话的专职教师和辅导员，还布置学生利用假期回乡作方言土语调查和社会采风，以利学说普通话时对方言土语的纠正，同时也丰富了学生们的生活阅历。当时，根据学生家乡的分布情况，按潍河流域、弥河流域、淄河流域作为调查的重点。为推广普通话，提倡能者为师，即使说不好，也不能取笑人家为“撇腔卖乖”和“摹洋调”，这是纪律。为使大家学有样子，赶有目标，学校特地举行了一次“文学名篇朗诵会”，特别邀请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陈湘元老师作示范朗诵。那时的学校，还没有麦克风和其他扩音设备，陈老师当众朗诵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和《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两篇时令美文，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学们深深感受到了普通话的音韵之美，加深了对美文的理解和记忆，感情上也受到了美的陶冶。细节是感情的载体，文学的生命。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陈老师登台朗诵时，特地把自己头顶的秀发扎成了“朝天一支枪”，同学们感到好奇，但没人起哄，会场秩序井然。陈老师的表情示范朗诵取得了成功，推动了学校学说普通话向纵深发展，陈老师也被同学们视为“又红又专”的榜样。后来到校的许德政老师，淄博人，他在学说普通话时，努力纠正和克服了浓重的家乡方言土语，把普通话说得几近标准，曾在全省普通话比赛中取得过佳绩，师生们尊称他是“学者型教师”。同学们也潜移默化，日积月累，都逐渐学会了用普通话朗读课文，用普通话交谈会话，大大提高了师生们的文学素养。

  第三是全校出现了“写作热”。在《互助组长》的带动下，师生们除作好、批改好两周一次的常规作文外，不少同学还在课外自己命题，自行练笔，写好后偷偷向报刊投稿，或请老师给予个别指导。老师总是给以精批细改，有时还把作者请到办公室或宿舍作面批面改，中肯提出修改意见或可投递的报刊。其中，刚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清正老师，做得格外热心。他在上两周一次的作文讲评课时，除认真讲评全班同学的本次作文外，还腾出时间讲评两周以来同学们的课外练笔情况。几年后，他任课的班级走出了几个写作高手，有的还成了本土作家。

  第四是全校还出现了“读书热”。据老师介绍，陆安庭《互助组长》的发表，这与他爱好读书密切相关。于是，各教学班都成立了课外读书小组，全校成立了中心小组，认真读书，蔚成风气。这些读书小组都有专任老师辅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绝不是放任不管。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捷报频传。著名作家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已经出版发行，而且成了畅销书和同学们最爱读的新书。在各课外阅读小组举行的读书报告会上，有的作人物形象分析，有的作语言特色分析，还有的作线索结构分析，都很有见地，绝不是水过地皮湿地只讲有什么收获和感想。学校中心组成员之间还交流了各自的读书笔记。

  第五，随着读书热的形成，还相继出现了购书热和订阅报刊热。建国初期，凡报考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家庭都谈不上富裕，学生囊中羞涩是普遍现象。即使这样，同学们也节衣缩食去买齐“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三部现代文学著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剧本《白毛女》)。当时出版发行的文学报刊不像现在这样多，同学们最爱自费订阅的是《人民文学》《说说唱唱》《文艺学习》，还有天津的《新港》、上海的《萌芽》、山东的《前哨》。当时的益都师范成为益都县的报刊订阅大户，每当邮递员到来，自行车后座上都封着一座“小山”。退稿信也像雪片一样飞来。当时的报刊编辑退稿，只有手写的几句中肯的鼓励的话语，指出稿件的长处和不足，收件人却奉若神明，秘不示人，反复体会玩味，以利再写。

  那时的校园中，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教室宿舍里就连矿石收音机的声音也听不到，更没听说谁在谈情说爱了。当时的学校，校风正，学风浓，考风严，人人都在认真学习，争取学好本领，准备去报效国家。每逢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说是座无虚席和人满为患，绝非虚言。那时的益都县人民公园(即今天的偶园)，是益都师范的近邻，还没有今天这样多的邻居，学生到此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也不存在“扰民”问题。假山上下，佳山堂周围的松柏树下，都有同学们读书学习的身影，像待哺的乳燕，像饿牛冲进菜园。

  对学校出现的读书热和写作热，领导都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老师们则身体力行，作出榜样。教美术课的张老师，下了课就提着画板到人民公园写生，总爱以佳山堂西南角那棵古柏树为“模特”，引起了同学们的围观，当同学们在构图、取舍等方面提出疑问时，张老师就即席进行讲解，同学们受益良多。教绘画的徐艺秋先生，是名满昌潍大地的工艺美术家，他创作的一幅批判名利思想的漫画，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后，同学们都先睹为快，奔走相告，引以为荣。孙祚民老师当时已是研究农民起义问题的学者，每逢周末，他不去看电影，也不去跳舞，而是独自一人在语文教研组的电灯下笔耕不辍。见此情景，同学们爱在窗外窃窃私语，赞不绝口。教体育的严边老师，已年过半百，是山东体育界的元老和著名书法家，同学们最爱听他上“内堂课”，对他的板书，都舍不得擦去，不时举起手来，临摹玩味。还有一位讲课操南方口音的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去昌乐采风，写出的一篇昌乐名人逸事，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同学们受到了治学方法的启迪。

  在文学热的带动下，益都师范学校的学术氛围、教研气氛以及学生的学习热情，都空前高涨了起来，极大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国家号召这年应届毕业的中师生参加高考。结果，益都师范参加高考的学生，全部被高等师范院校录取。“文革”前益都师范的毕业生面向全省分配，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分配作小学教师的，能“围着讲台转一圈”；分配作中学教师的，能胜任一两门中学课程的教学。还有不少人成为专家、学者、教授，或优秀的管理人才。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的唐乐群，师范毕业后分配到沂水第五中学任教。他爱岗敬业，工作出色，后被任命为沂水一中校长。他重视抓教学质量，以深入课堂听课和参加教研活动为抓手，只一年时间，学校的高考升学率提高了三倍，后被提拔为地区的副专员、大学的副校长。开完党的“十二大”，离京返鲁，在济南火车站上，他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采访。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当记者问他对当前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时，他成竹在胸，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主张把中小学师生从作业堆里解放出来。”前年，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六十余名七八十岁的学生，齐集他的寿光老家，为他扫墓，开追思会。一个七十一岁的学生自掏五万元，为老师出版文集(唐乐群擅长写杂文)，学生们还集资三十余万元为老师拍纪录片，并促成在电视台播放。还有一个成为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学生说：“唐老师一生持守清正，心怀纯净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他为师，是立德树人的好榜样；他为官，是廉洁奉公的旗帜；他为人，是高风亮节的灯塔。”益都师范毕业生徐金堤，在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苦练绘画基本功，再加上遗传基因的助力，而成为画家和大学教授，他的学生称赞他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益都师范后八级学生石崧，不光语文课教得好，他写的诗歌《植树》，还被选作山东省农业中学的语文教材。益都师范学生杨松山，当年在昌潍地区的文艺汇演中屡屡获奖，毕业后从中学音乐教师做起，经苦练和进修，而成为名满全国的民歌演唱家。前年，他应北京大学邀请，进京作民歌演唱和研讨，圆满完成任务，被誉为“山东民歌王子”。   （陈道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