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爆发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窃据清廷内阁总理大臣重兵在握的袁世凯，一面挟持北方势力与南方的孙中山讨价还价；一面借南方势力胁迫年幼的清帝，恫吓执政的隆裕太后。他以优待皇室条件为诱饵，让宣统皇帝自行颁布退位，以实现篡国谋权的野心。2月12日，七岁的宣统帝以奉隆裕太后懿旨的名义拥护共和、取消帝制、颁布退位诏书；同时接受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对清室优待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的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未筹生计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藉。

  七、满蒙回藏原有的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由双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当时，青州驻防旗城副都统吴延年和四个协领率八旗兵民接受了诏书，上书拥护共和。

  吴延年，字寿卿，青州满族正红旗人。光绪三十三年任协领，曾统领步队500人参加潍县、保定新军调操。宣统二年(1910)，擢升青州驻防副都统。此人善于交际，处世圆滑，有一定文化水平，思想也比较开明。宣统帝退位诏书下达后，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二是在优待条件中，中华民国承诺解决八旗生计，“未筹生计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吴心里有了底。至于解除旗城兵民的营业居住限制，可以自由入藉，自由信仰，与汉人平等条款，更是受到八旗兵民的普遍欢迎。

  以往，八旗驻军虽为皇家重兵位高权重，但与地方官员和人民群众关系较好。青州地方官为了借助这支兵力维持地方治安，也愿意军队保留。于是报请省领导批准，在地方赋税附加款内，拔给一定数额的补助费，不足部分由北城原已开设的工艺局，发动兵民生产自救，暂时维持八旗兵民的生活。另外，当时北洋政府委派的山东历任军政大员，如周自齐、靳云鹏、张怀芝、田中玉、郑士琦等，都是清朝旧臣或与清朝有间接关系，因而对旗城武装自然予以照顾。

  上书批准之后，原先八旗组织和军队仍旧保留，官守其职，民安其份；同时吴延年做出一条决定：副都统和四个协领带头，全城官兵限期把辫子剪掉。这一决定多数人拥护，少数人不愿执行。吴延年派兵在北城四门检查，凡出入城门头上有辫子的人，不论兵民当场强行剪掉。不料，由此却引发了一场风波——“大曾造反”。
 

二
 

  大曾姓韩，正红旗步甲(步兵)，他自幼练武，为人耿直，没文化，脾气倔，不善阿腴奉承。因当兵多年，南征北战，仍然是一个基层士兵，所以有人取外号叫他“傻大曾”。

  大曾家人口多，只有他一个吃粮当差，生活艰难。按说，应该给他补缺，可是他好抗上，得罪了当官的不给他补，因此一直胸怀不满。

  在清代，官与兵的待遇十分悬殊，副都统每年饷银1050两，岁给家属米100担；而一个步甲每月饷银只有二两，岁给家属米10担。至清后期，粮饷时发时停，经常拖欠。最使士兵不满的是上层官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而且愈演愈烈。本来开禁之前不准旗人经商，而破坏这一规定是从上层官员开始的。副都统吴延年不仅在青州南城购置了豪华住宅，还在北城十字口开了“义和成”商店。他大老婆的娘家在旗城有三座店铺；他娶的小老婆是汉人，家财万贯，骡马成群。他女儿出嫁时，仅陪送嫁妆一项，金银珠宝、皮棉夹纱、礼盒60抬，从都统府一直排到旗城南门。而做为普通士兵的韩大曾，两个成年的儿子都娶不起媳妇儿。因此，吴延年强迫全城兵民剪辫子，就成为一部分士兵发泄不满的导火索。

  这一天，大曾喝了几盅酒，在大街迎面碰上协领广玉农。广老爷爱管闲事，经常提着马鞭子上街，遇见看不惯的人就用鞭子抽，士兵见了都躲着他，大曾跟广老爷撞了个满怀。广玉农见大曾喝得醉醺醺的，拖着辫子大摇大摆，顿时火冒三丈。他指问大曾为什么不剪辫子，大曾反问：“你做谁家的官？是大清的官，吃着大清的俸禄，剃掉辫子是辱没祖宗！”广玉农一听恼羞成怒，把大曾押入大房，一顿鞭子抽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后来，大曾在家养伤期间，发生了一件有戏剧性的事，这也是他造反的原因：

  韩大曾家境虽穷，作风却很讲究，家法也严，说一不二。他早年去南方打仗，带回一把南泥茶壶，他每天午睡醒来，儿媳妇要恭恭敬敬送上一壶酽茶。这天儿媳妇砌茶不小心，把茶壶打碎了。她知道公公脾气历害，儿女犯了错都得挨板子，因此她找到一个牛录的赵宝亭，求他在公公面前给她说情。

  赵宝亭是大曾的酒友，爱开玩笑，外号叫“智多星”。他给大曾儿媳妇出了个馊主意，悄悄交代了几句，说：“只要按我说的办，保证你不挨板子。……”

  这天午后大曾一觉醒来，不见儿媳妇送茶，正要问她，儿媳妇卟通给他跪下了。大增一愣，不知为什么？儿媳妇战战兢兢地说：“刚才我端茶进屋，见床上盘着一条龙！我吓坏了，手一哆嗦，就、就把您的茶壶打了……”

  大曾听说他心爱的茶壶打了，刚要发火可又一转念：什么，我是一条龙？他由怒而惊，由惊而喜，再追问儿媳妇还是那几句话。韩大曾半信半疑，他找到酒友赵宝亭说了这件怪事。赵宝亭一听，卟通也给大曾跪下了，口中连呼“万岁！”

  大曾纳闷，问怎么回事。赵宝亭说：“我昨夜偶得一梦，梦中同您小酌。朦胧间您化作一条巨龙，扶摇直上。现在这两件事不谋而合呀，这不是天意吗？！”

  大增心中窃喜，头脑一发热，暗地里组织了一个“星星会”。

  满族的先民是游牧民族，崇拜北斗，早年有祭星的习俗。不同的族群有不同方式，都是在夜间举行，富有神秘色彩。韩大增找了一些胸怀不满，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晚上凑在一起拜星星，发牢骚。

  一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曾听说吴延年在一家店铺打牌，便持枪带着他大儿子及同伙十几个人，沿西大街往十字口去，准备先到十字口步营值班班房，杀了值班的协领广玉农，而后再找吴延年，不料路上迎面遇见协领全山。他是在店铺和吴延年等人打牌的，散了局打着灯笼往回走。西大街有他的买卖，伙计们今夜盘货他要去看看，正巧遇见大曾。

  他问：“干什么的？”大曾听出是全老爷，听说全山做买卖发了财，大曾早已气不过，当即开枪将全山打死，而后带人冲进十字口步营值班班房。门口的卫兵以为大曾喝了酒胡闹，上前阻拦被大曾开枪打伤，大曾随即冲进院去。值班的广玉农听到外边有动静，迎到门口便被冲进来的人一排枪击毙。大曾还不解恨，又在死尸身上一连砍了数刀！  

  有些人听到枪声和喊叫，出来一看是傻大曾造反，多数人都没动，想看热闹。大曾要杀吴延年，可是没找到人。天亮，他发现城西北角垛口上垂着一条白布，这才知道吴延年听到枪声后，坠城逃走了。据说，吴延年去济南带部队回来要炮轰北城，城内人心惶惶，大曾害怕了！

  大曾和大儿子连夜出逃，想去东北老家避避风，可是老家没有亲人了。他跑到天律小站去找二儿子。他二儿子在新军当一名小官，听说杀了人不敢留他们。父子俩人又回青州，藏在城西车马一带。大曾派大儿子悄悄回北城打听消息，被人发现向吴延年告了密。吴派人将大曾父子捉拿归案，审问时大曾对造反杀人供认不讳。审问赵宝亭，赵说：“我说他是条龙，那是闹着玩儿的！”于是北城留下了一句歇后语：“大曾造反——闹着玩儿！”

  案情报到省里，第二年韩大曾和他大儿子以谋反杀人罪，在旗城南门外被斩。大曾至死不服，行刑前高唱《辕门斩子》；赵宝亭被判刑五年，其他参与造反的人都受到相应的处分。

  韩大曾等人之死是因剪辫子引发的，与其他是对封建王朝的留恋，不如说是一个下层士兵对上层腐败官员的抗争。但由于他无知无法，犯了刑律，落了个悲剧下场；而吴延年等人尽管已经腐败了，但按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总算是顺应了潮流。
 

三
 

  1925年夏，山东督军郑士琦去职，张宗昌继任为山东军务督办。张上任不久，突然要传见青州驻防城副都统吴延年，吴得信后十分恐慌。

  张宗昌其人属北洋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土匪出身。他早年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当团长，后被袁世凯收买，曾派人刺杀了陈其美。1913年，张投靠了直系军阀冯国璋，后又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官至旅长、副军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执政，1925年段祺瑞派张宗昌入鲁任军务督办。

  当时的形势是，孙中山在南方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准备誓师北伐。张宗昌作为军伐中的顽固分子，野心勃勃，他到山东后见军队就抓，不论土匪还是地方杂牌，旧有的军队一律整编据为己有。入鲁的第二年即组成了直鲁联军(河北与山东)，他自任为总司令，准备同北伐军决战。

  当时，吴延年不知道张宗昌的意图，他只是怕张宗昌将八旗兵调走或编散，旗城的其他官员对此也很担心。吴延年找到住在南城的满族名人祁锡璋，请他出谋划策。

  祁锡璋，清末进士，曾任河南登封县知县，退休后居住在南城察院巷。他与青州的士绅房来鹤、陈丹书等地方名流非常要好，与省议长宋传典，副议长陈鸾书也有交往，益都历任知县都是他家的座上客。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势力大，房、陈两士绅都是国民党。祁锡璋曾联合房、陈等人上书地方官，要求保留旗城武装借以自重，所以北城的官员都信任祁锡璋。

  祁让吴延年到济南后先去见省议长宋传典。因宋是青州人，曾在北城“海岱书院”教过英文，与旗城素有交往。后来他在传教士库寿宁帮助下从事工商业，是青州的民族工商业创始人之一。1923年涉足政界，被选为山东省议长。他拥护张宗昌督鲁，受到张的器重。吴延年按祁的策划，先拜访了宋传典，请求他在张宗昌面前说情，宋答应了吴的请求。

  数日后张宗昌传见了吴延年，使吴意外的是张宗昌对他非常客气，不但不调走他的军队，而且还要吴把青州驻防旗兵改编为旗兵团，并委任吴延年为团长，全团官兵由吴在旗营内自行选拔报委，张不派人参加；粮饷服装，按张的部队同等待遇，经费由省和地方共同负担。至于原满洲八旗十六佐的行政组织，仍可继续保留，吴对张非常感激。

  吴延年接受了张宗昌委任之后，回青州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青州旗兵驻防营的编制名额原为二千四百多人，后来因经费不足，兵员逐年减少。按新军操练实行马步联军以后，官兵编制减至一千多人。后又因经费困难，马匹大批减少，骑兵多数改变为步兵。现在，按陆军步兵团的编制改为一团三营，一营三连，团部另有直属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共十一个连加团部。每连按一百一十六人计算，除团部外，应有一千二百七十六人。团以下成立三个营：

  第一营营长汪季五

  第二营营长李焕章

  第三营营长李振西

  分管八旗的四个协领是：吴松恒、舒秀纶、曾典初、何嘉勋。吴延年仍为副都统兼旗兵团团长，统帅全城军政大权。

  经过清朝末年训练新军，青州驻防营的枪械装备比较充足，武器也好。这样，旗兵团名义上由张宗昌改编了，实际上全团仍然是青一色的满八旗人，即便是教育和训练等，张宗昌也概不过问，旗城官兵虚惊一场，都觉得张宗昌是个好人。

  1928年春，国民党的北伐军进军至鲁南，情况紧急，张宗昌命令旗兵团赴前线参战。此事立即引起旗兵团官兵的反对，因为辛亥革命时，吴延年向上向下一再表示拥护共和，不同南军(革命军)作战，现在出兵违反了以前的诺言。可是吴延年胆小怕事，不敢违抗张宗昌的命令，这时人们才发觉中了张宗昌的诡计。

  吴延年找到祁锡璋商量，最后以部分官兵留守维持地方治安为由，派出一、二营两个营的兵力；把好枪好炮全部留下。到前线以后，两个旗兵营因不愿同北伐军作战，便和张宗昌的部队一起被北伐军击溃，官兵们大部分逃了回来。
 

四
 

  1928年4月30日，北伐军进入济南，张宗昌北逃。日本人为阻止北伐军向北扩展，借口保护侨民炮击济南，造成了“五.三”惨案。5月11日日军占据济南，向蒋介石提出了胶济铁路沿线三十华里内，不准驻中国政府人员。蒋介石妥协退让，将山东省政府迁至泰安，同时益都县政府也迁往弥河闵家庄。

  吴延年的旗兵团此时仍驻在离火车站半里之遥的北城，完全在日军势力范围之内。吴延年因失去靠山六神无主，他脚踩两只船，采取了左右逢源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同火车站的日本洋行的玲木交上朋友(铃木是日军官兼商人，“铃木洋行”暗地贩卖武器和毒品)同时，他也和省政府任命的益都县长李郁庭互相联系。他送给李高级狐嗉皮袍一件，并派兵保护闵家庄县府驻地。

  就在此时，张宗昌的原济南城防司令朱潘藻，山东寿光人，曾任山东督军公署参谋长及北洋军阀将军府将军等职。张宗昌逃跑后，他带着残兵三百余人回到寿光，但野心不死，仍想霸占一方。他亲自来益都拉拢吴延年与其合作。另外，还有一个老共和党政客周树标，山东安丘人，曾任东昌府道尹，也想利用吴延年拉起一杆子人马，鱼肉当地人民。吴延年对此都一一答应，同各方都拉上关系，野心遂之澎涨，他以正统自居，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南城，以致整个青州地方。

  当时，国民党的县政府移闵家庄后，青州南城成了真空地带，因而杂牌军麇集，各占一方：城北部驻有以刘振标为首的汉奸警备队，队部设在县大堂院内；东门里卫街一带驻有以薛德周、冀兴村为首的县民团，团部设在天齐庙(原二中东院)；西皇城一带驻有吴延年的旗兵团部分人马，营部在铎楼庙。以上各部各怀野心。吴延年企图先联合民团消灭警备队，然后再收编民团，于是借给民团一部分武器，准备双方夹击警备队，吃掉刘振标。

  刘振标感到吴、薛给他的压力大想先发制人，于是勾结临朐土匪窦宝璋，共同对付吴、薛等人。1929年农历九月初九，他们获悉薛德周、冀兴村自口埠返回县城，于是秘密潜伏阻击。当薛、冀二人乘汽车路经北关镇武庙时，刘用排枪将薛、冀击毙于车上。窦宝璋乘势冲进城内，会同刘振标的警备队向民团发动攻击，双方在城里卫街开火。这时，民团因无首领抵抗不住，由东门撤出，散归乡村。吴延年听说薛、冀被杀，起初按兵不动，后见民团败撤，土匪进城，恐对其不利，便率所部由西门退出，绕道撤回北城。

  窦宝璋占据南城后即宣宾夺主，自封为益(都)临(朐)保安司令，同时招揽山区的大小股匪入城，几十天内编成八个团，而刘振标也成为他的团长之一，听从窦宝璋的指挥；而城里的维持会更是唯命是从。窦宝璋成为南城军政首脑之后，窦的部下绑架抢劫，强奸民女，搅得青州城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不少居民弃家外逃，以避匪祸。

  吴延年的旗兵退回北城以后，朱潘藻率部三百余人来到北城。朱想说服吴延年和窦宝璋，一齐归他管制，扩大编师。他原以为自己身价高，能服众望，便只身到南城去见窦宝璋，不想被窦扣留作为人质。朱的部下刘复斋为了营救朱潘藻，率敢死队数人到南城窦宝璋总部诈降。窦让他的谋士李有经、田义亭代表他同刘复斋谈判。刘用枪挟持李、田二人闯出窦部，叫开北门，直去车站日本军部，由日军通知窦宝璋，送朱潘藻到车站，换回李、田二人。

  李有经作为谋士是窦的灵魂；田义亭是日本人的维持会长，有日军出面支持，窦不敢不照办，于是双方演了一出“走马换将”。

  朱潘藻被窦放回北城后羞怒难忍，立即与吴延年计议进攻南城，火并窦宝璋部。吴延年垂涎窦部的匣子枪多，同意联合攻打南城。这时，朱潘藻又邀请了诸(城)安(丘)一带号称“飞虎队”的杂牌军头领张来有(自称有万人，其实只有几百人)至此，一方是朱、吴、张三股队伍；一方是土匪窦宝璋与汉奸刘振标，双方展开了一场决斗。

  1929年旧历除夕拂晓，朱、吴、张分三路向南城发起进攻，朱潘藻部攻北门，张来有部为左翼攻东门，吴延年部为右翼攻西门。北门是主攻方向，朱部刘复斋率领三百多人，从北关大街向南打，窦宝璋部在北关大街死力抵抗，刘部伤亡很大。攻至北门万年桥，窦部进城关了北门。居高临下，刘部无法攻入，双方相持在北门。

  这时，张来有率他的“飞虎队”攻打东门，窦部出城迎战，将张部击溃，张来有率众狼狈而逃，不知去向。与此同时，右翼吴延年的兵进攻西门。他们在外城隍庙高地架设机枪和迫击炮，掩护进攻部队。不料，进攻时重机枪突然哑火了！原因是重机枪系“马克沁式”，射击靠注水降温，严冬为防止上冻以酒代水，当时旗兵厌战把酒喝了，机枪无法射击。刘振标在西门上发现机枪出了故障，冲出西门想夺机枪，旗兵便向北城方向撤退。

  朱部的刘复斋在北门坚持到中午，知两翼已退，随后也退了下来。这时，窦部由北门冲出，与东、西两门部队三面夹攻刘部，激战中刘复斋受伤逃到北城。窦部尾随追击之际趁火打劫，北关大街的多家店铺被抢劫一空。

  这时候，驻扎在车站的日本军出来调停，提出以东阳城的车辕门为界，朱、吴两部在土城以北，窦部在土城以南，双方不能过界，否则日军将以武力制止。当时窦宝璋明知日军袒护朱、吴，但不得不暂停进攻。

  次年旧历的正月初一，朱潘藻见举事不成，率刘复斋等残部退往铁路北寿光一带。吴延年部下的官员对吴非常不满，吴平素专制骄横，不得人心，对吴这次参战有人曾多次劝阻，吴执意不听，结果一败涂地，威信扫地。全城官员多人酝酿倒吴，吴见势不妙，自知树敌太多前途无望，当即一面收拾细软，一面电话向车站日军求救。日军玲木派兵一小队，给吴运取行李，保护吴及其眷属连夜离开北城，躲到车站的日军军部。据传，吴离青州后先去青岛，后去东北欲投靠溥仪，在大连浴室洗澡时被人杀死。

  吴延年走后，北城内部因意见分岐，无人主事，顿时大乱。盘据在南城的窦宝璋，伺机想攻北城。车站的日军得知，派出一个小队士兵在北城东门和南门站岗，维持秩序。窦宝璋则在北城附近的东店，观察北城的动静。

  一天，窦派几个士兵试探性地爬上城墙，被日军开枪打死。窦宝璋以寻找士兵为借口倾巢出动，包围了北城。日军见窦部兵力众多，而他们小队不足十人，怕惹火烧身，便撤离了北城。窦宝璋趁机率众冲入城内，占领了都统府。旗兵团无人指挥，一盘散沙，人人厌战，谁也不想再打仗了，便放下了手中武器。这时候，南城的祁锡璋闻讯赶来，他原想调解窦和吴的矛盾，但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便悻悻地离去。

  就在八旗兵民走投无路的艰难时刻，曾在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时任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厂长的唐良恩，派专列火车来青州，接大批的族胞去青岛就工；部分人去济南投亲靠友，另谋职业。留在北城的只有两千余人，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而八旗行政组织，也就不复存在了。

  至此，人们不禁会问：旗兵团与青州其他杂牌军队相比，应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自鸦片战争以来，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现在怎么就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呢？据笔者所知，其主要原因是：

  一、八旗军队的信仰和精神支柱是“忠君爱国”，辛亥革命后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因而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现在，尽管他们手中有精良的杀人武器，但不愿去伤害自己的同胞。

  二、粮饷断绝，前途无望，基层士兵生活更加艰难。进入民国后靠地方政府接济，现在政府外迁闵家庄，多日领不到粮饷，早已希望放下武器，另找出路。

  三、清末民初以来，部分人员出国留学、取仕、放任外官，成才成名者多人。兵民取消限制后，可自由择业或移地经商，青州南城出现了旗人的“十大公馆”。这对北城以“军兵为业，俸饷为生”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魅力，人人想走出藩篱，去闯荡新的世界。

  事实证明，去青岛的大批满族青年，有些人考取了胶济铁路的警察大队，其他大部分成为工业大军的新生力量；在济南，不论教育界、新闻界、文史界，宗教界，青州满族名人辈出，享誉全国。

  可见，这支八旗军队自雍正年进驻青州，经历了200多年的由盛至衰，大起大落而后浴火重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的必然。    （李凤珙）
 

袁世凯上书隆裕太后的奏折



吴延年在南城旧居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