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最终到了，1977年9月7日，难忘的日子。上午，17岁的我戴着红花，手提凭票发的铁皮暖瓶，身挎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红字的草绿色书包，和其他同龄人一道乘着卡车，在满城的标语、飘扬的红旗和夹道欢送的人流中，奔赴农村开始了那刻骨铭心的历程。

  此前，我们首先参加了益都县“上山下乡”知青动员大会。会上，我记忆最深的是县知青办的车馨华主任表扬了部分人民公社重视知青点的建设。其中我们要去的口埠公社赵铺大队知青点，全部都是北屋且安装了玻璃窗。这在当时经济滞后、物资紧缺的时代，着实让我眼前一亮有些激动不已，甚至想象着这个“新家”房间宽敞、窗明几净的景象，暗喜自己有幸去了一个好地方。

  当解放牌卡车把我们送到下乡住地时，我楞住了：生产大队队部的前排东端，腾出来的五间简陋低矮的草房，两间相通，泥土地面凹凸不平，靠北墙是一律的东西贯通的土炕，炕席下面是干草。两扇卡封门子的门扇下半部中间各有一个3厘米左右大小的圆洞，起初我以为是木板的这个位置正好有节子，后来得知，这房是原来搞副业用的孵鸡房，门上的洞是用来照鸡蛋的，大通炕也是孵化小鸡用的温床。看到这些，失望涌向了心头。

  家人开始帮着从车上往房间里提行李。这群孩子中，我是唯一没有亲人送行的小“知青”，行李需自己连拖带拽地往下搬。面对着这个陌生的群体，感到恐惧又孤独，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虽然离家时同意不送行，可当看到别人都有父母、亲人来欢送，我是多么的希望身边也有亲人。

  时间总算熬到了晚上，我们20多人的铺盖一个个紧挨着地铺开，熄灯睡觉。我辗转反侧，黑夜中轻轻爬起，看看周围是一律的陌生面孔，复杂的心情使我难以入睡。毕竟是第一次独闯世界，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一夜之间，离开父母，离开了亲人，面对这全新的世界，面对这从心里感到失落的环境，我真的感觉有些无所适从，泪水禁不住伴随着漫漫长夜落下。

  我们这个“知青”点的青年，都被安排在了青技队，要和社员一样“战天斗地”，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样吃饭在地头，搞农田基本建设，一样学着推独轮车，向农田里运送农杂肥……生产大队领导为了激发我们的热情，在转过年来的春天，特地把我们编入基干民兵连，分批训练。首先选出我们比较吃苦的12名“知青”组成一个班，配发了半自动步枪，班长领到手的是一支老式冲锋枪。我们早上5点钟被青技队长叫醒，带枪到驻地前面的打麦场进行一小时的队列及持枪等训练。饭后列队身背枪支、肩扛农具到田间地头，把枪支架到一起，然后参加农田劳动，名曰半军事化管理。说真的，当时能当上一名基干民兵，特别是手握钢枪，是很荣耀的。所以，在为期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中，劳动和训练强度虽然非常大，但心里感到自豪、充实、满足。这种模式对当时“知青”的管理，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生产大队里有一个副业项目——青砖窑场。这是一个传统式的砖窑场，在生产大队最西北角的荒土岭上，没有烟囱，只有用高高隆起的黄土堆成的一个桶式窑坑，社员把砖胚放到上面，然后在底下点火烧制。因为没有排尘设施，窑门一打开，粉尘伴随着一股股热流，到处乱窜，所以卸窑又脏又累又热，社员宁愿下地劳动，也不愿干这活。生产大队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们。

  当时的劳动报酬实行工分制，青技队长特地给我们讲明政策：参加卸窑的一天记平日工分的一倍，且早干完后可以回驻地休息。因为那时还是搞“大呼隆”的年代，好多事情，注重表面和形式的东西多一些，平时，我们即便在青技队干完活儿，也不准提早回驻地休息，大家只好出工不出力，躺在地里或席地而坐，靠到放工时间再回驻地。所以大家听了青技队长的这番话，还是乐意干的。但卸窑毕竟不是个美差，冬天还可以，大热的夏天，要冒着四五十度的高温把砖一块块从窑里搬出。为提高效率，我们自发排成长队，把砖传递出去。窑内温度高，粉尘飞扬，高温烤的汗水湿透了衣服，忍着；手指磨出了血泡，坚持着。一天的活儿一般半天拿下。活儿干完了，个个蓬头垢面，鼻孔下方也都“长”出了两道“胡子”，大家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在笑声中收工“打道回府”。活泼好动永远是年轻人的天性，余下的半天，“知青”们或打闹轻松一下，或到步行半小时路程的供销社买自己的生活用品。这样自己说了算的时间并不多。后来，大队领导检查生产时发现了我们下午不出工，怕影响了大好形势，所以之后即便干完了活儿也不再允许提前回驻地，“知青”们只好在田间地头上聊天打发时光。

  转眼两年的“上山下乡”经历结束了，后来回城并参加了成人教育。回想起这段30年前的经历真是悲喜交加。把这段历史记忆整理出来，就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青春和时光，把握住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让大家记住过去，让这样的运动，永远成为历史。  （王化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