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工队员到志愿军
 

  1947年，我23岁，由于工作积极，被批准参加了县武工队。武工队100多人，每人配备长、短枪两支，在指导员刘学章的率领下开展工作。我被任命为班长，带领14个人，主要任务是协助红色政权铲霸除奸，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到敌占区探听情报，配合正规部队作战。不久，县武工队全体队员被编入第一野战军滕代远的部下，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奔赴西北战区。我带领的班被编入通讯连，负责撒电线、收电线、安装电话，为通讯联络服务。部队跋山涉水数个月，于1950年秋天到达天水地区，准备迂回南下，绕道印度解放西藏。此时，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第一野战军奉命抗美援朝，折转方向，由祖国的西北奔赴东北。于是，我随大部队去了朝鲜。

冒险跨过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并不像电影上说的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轻轻松松地跨过鸭绿江，而是很艰难很危险的。1950年秋，我们从西安乘火车，经郑州、天津到达沈阳。在沈阳做短时间的集结休整，部队的编制没有变，只是配备了苏式武器，改换了军装，军装和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差不多，没有任何标志，看不出是志愿军。我们徒步赶到鸭绿江边，各军团分别选择不同的地方过江。当时的形势很不乐观，美、李集团的部队已经打到了鸭绿江，江南岸全是敌人的碉堡，由重兵把守，火力十分密集。鸭绿江的桥梁全部被炸毁了，老百姓都跑光了，既没有向导，又没有船只。秋雨连绵，江水浩淼，宽处几百米，深不可测，过江困难重重。首长要求限时过江，军令如山，不能拖延。我们团趁着夜晚天降大雨，派勇士泅过江去，将一根根又粗又长的粽子绳，一头拴在南岸的大树上，一头拴在北岸的大树上。战士们跳进江里，顺着绳子，像一串串的蚂蚁在水里泅渡。当时的情景很险恶，战士们浸在冰冷的江水里，手脚冻得像刀割，一不小心就会被汹涌的浪涛卷走。夜黑风大，浪涛翻滚，江水不时将人淹没，战士们既要保护好枪支武器，又要背好行囊，行囊里是配给每个人的给养，如果丢了就只有挨饿。时间紧迫，还要随时准备与敌人战斗。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们被对岸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的机枪大炮疯狂地射击，子弹像密集的雨点从身边擦过，不少战友光荣牺牲。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先头部队登上南岸，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我们后续部队才得以顺利地渡过了鸭绿江。我们过江后，集结在朝鲜的丘岭边，我清点我们通讯班的人数时，14个同志剩下了7个，其他的同志被江水冲走了。
 

艰苦的战地通讯兵
 

  我们是第一批入朝的，当时战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地形复杂，沟壑纵横，行军困难。敌军的势力很强，敌机的轰炸十分频繁，处处是炽热化的战斗，我们时不时地遭到袭击。加上美李特务的暗中袭击，像国内一样用电话联络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由撒线、收线、安装电话的通讯兵，改成了传递信件的投递员。我们通讯连驻扎在新义州的山林中，一个通讯班住一顶帐篷，白天休息，夜晚行动。

  朝鲜的冬天，大雪没膝深，冷到零下三十多度，战士们窝在帐篷里，头朝里脚朝外，围成一个圆圈睡觉。中间放一个火盆，头烤的挺热，脚冻得麻木不觉。过江之前，每人分了一包压缩饼干，首长说，鸭绿江的桥炸没了，运输困难，这包饼干你们要节约着吃，也许要坚持一个星期，也许要坚持一个月，才会供给新的给养。大家怕挨饿，每天只吃一两片饼干，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好用草根雪团充饥。

  通讯连把邮递任务分给通讯班，通讯班再把任务分给每个同志。三个人一组，每人一个公文包，一支长枪，一支短枪，一般是夜间或雨雪天出发，按照上级指定的地点和收信人，按时把信件送到。一天傍晚，我们经过一片洼地，敌人躲在芦苇丛里，突然向我们打黑枪，幸亏我们警惕性高，及时还击，将两个隐蔽的敌人击毙。因为任务紧急，有时白天也出发。这天，我们三个人正走着，突然敌人的飞机来了，我喊声“隐蔽”，急忙向不远的防空洞跑去。和我一个组的史万经，是俺青州市韩家庄人，武工队时就和我在一块，是我多年的老战友。他年轻机灵能干，就因为跑得慢了一步，被敌机炸死了。当时，我和另一名同志刚钻进防空洞，就听到“轰轰”几声响，待敌机飞走后，史万经整个人都不见了。我们在乱石草丛中找到了他的碎骨，含着泪把他的尸骨带回了通讯连。后来，他的被安葬在丹东的革命烈士公墓中。这事就像发生在昨天，想起来就伤心掉泪。

  执行任务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预计一天的任务，有时三五天也回不来，因此，忍饿挨渴是经常的事情。好心的朝鲜老乡，看我们饿得难受，送煮熟的栗子给我们吃，我们的军纪很严，饿死也不能接受。就这样，饱一顿饥一顿、热一顿冷一顿的，三年下来，我得了严重的胃萎缩病，人瘦得皮包骨头。首长看我不能坚持战斗了，命令我回国，到沈阳第一陆军医院治病。后来，又转到石家庄华北陆军医院治疗。1953年我病情好转，准备重返前线，恰好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1954年4月，上级安排我复员，我回到了家乡。 （李兴荣口述 刘继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