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成长
 

  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是我这一代人的特点。我1942年出生在临朐龙岗张家辛兴。因为当年的年景不好，庄家颗粒不收。秋后，爹娘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开始闯关东。过了几年，一家从东北回到了临朐，继续以务农为生。1950年我开始上学，大哥开始当兵，到1955年二哥也去当兵了(都是志愿兵)，两个劳力走了，家庭愈加困难。1955年我退学，开始在家务农，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那时，我年龄小，家庭条件差，由于营养不良，身体又瘦又弱，根本没有力气干活。为此，经常遭到父亲的呵斥、打骂。这时，我们已经兄妹八个了。生活的大山压在父亲身上，他的脾气也变得很坏。我在家不管干多少活，他总是不满意，冲着我和娘发火，有时还打娘。我和姐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不敢上前阻止。日子长了，我也大点了，就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青年求生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各地大炼钢铁，需要一大批青年劳动力。我被招到临朐县钢铁厂，每月有34元的工资。但是好景不长，大跃进的弊端逐渐暴露，1959年钢铁下马。我被分配到五井煤矿井下工作，工资是39元。因为工作太危险，就回了家。

  1960年，生活更加困难，为了生存，我开始了艰难的求生之路。听说东北的工资高，工作好找，我和本村的张洪隋商量闯东北。麦收结束来到了李杨车站，偷偷爬上了火车，到了博山站。结果在这里被查住了，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张店车站，顺着铁路向西，走到一个小车站，又爬上了一辆即将开动的火车，火车过了济南到了张夏站。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方向错了，溜下火车，一路走回了济南。第二天，从济南向北，经过洛口过黄河(那年黄河没有水)，一路向北走。走到禹城的一个村子时被人发现了，那人召集全村人追拿我们。我们看形势不好，撒腿就跑，由于慌不择路，我与张洪隋跑散了，再也没见面。

  我一个人顺着铁路向西走，到了一个小车站又偷偷爬上火车，到了德州站又被发现了。这次没那么幸运，我被送到收容站去干活，午饭后我借小便的机会撒腿就跑，下午我走出了德州。晚上，借着月光，顺着铁路向北走。到了桑园车站，又爬上一辆火车，到了天津西杨柳青站，又被发现了。我被送到天津南开一个收容所，在那里整天干活，也不知过了多少天，被集体送回家。火车上，我与对面座位上的人谋划着跳车逃跑。过了济南，大约在周村的一个小站，火车启动后我俩同时打开窗户顺势跳下了火车，当押送人员发现后为时已晚。

  真难啊！我这一路三次被抓，三次逃跑。就是一个信念，既然走出家门，就不能轻易放弃，一定要成功！开始由于经验不足，几次爬车都不成功。这天下午我与同伴走到济南洛口车站，因几天没吃饭，只好在路边挖榨菜吃。一位工人师傅见状，就用开水给我们煮了一下。在车站我们找对车后又爬上了火车，晚上，在天津一个火车站，又被一个巡查工人发现了，辛亏巡查人员高抬贵手没有告发，我才得以在第二天早上到了辽宁锦州站，不知多高兴，一路在车上跑来跑去，直到晚上到了沈阳站。

  由于几天没有吃饭，下车找了户人家，把带着的麦粒给煮了。我俩才吃了一顿像样的饭。顺便询问沈阳的工资情况，每月45元。第二天中午，我俩又到火车站，爬上了去吉林方向的火车。到了吉林后，听说每月工资52.5元，心里还是不满意。继续上车，直奔哈尔滨。一天下午到了哈尔滨车站，下车后看到好多单位在招工，我选择了到港务局工作，是干装卸工，每月工资62.40元，每月50斤粮票，这下心里终于满意了。历时一个多月，身上只带了10元钱，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但我终于成功了。目的达到了。安排好后，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报平安。在哈尔滨，每月的工资除去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回资助家里。帮助家里度过了难关。在港务局一干就是两年，1962年6月份回到了家乡。
 

当兵奉献
 

  1963年，我应征入伍，到北京武警部队。新兵训练结束后，分配到103团警卫班。4月份师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我一个新兵就参加了这么大的会议，是领导对我的关怀和认可。从此我加倍学习，努力工作，刻苦训练，在每次的考核中都是第一名，连续三年都是五好战士，神枪手。1965年被提升为副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冬季参加了师训练大队学习，后又提升为班长，六七年提升为排长，1970年提升为副连长。

  北京武警部队担负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任务，责任重大，保密性很强，对每一个战士的要求很高。1964年4月，中央召开支持巴拿马运河运动大会。毛主席及中央领导都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天是我第一次执勤，在中山公园内，思想压力很大，生怕出问题，当毛主席走到城楼西南角时，我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心里非常激动，直接无法用言语表达当时激动地心情。

  见到周总理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执勤，当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从我身边走过。周总理走到群众中间，就地坐下，和群众们一起联欢，指挥唱歌。后来，我曾多次担任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都顺利完成了任务。

  为战士当“红娘”做战士的后盾是我在部队的一项创造性工作。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每天除了训练还是训练，战士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青春时期谁都面临着谈婚论嫁，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回家谈恋爱，家里给介绍对象也不能见面，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姑娘通信。我作为带兵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要为战士们当红娘”，主意已定，我找正在谈恋爱的战士，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给女孩写信，让她们来北京相亲。在我的鼓励下，战士的女友陆续来到部队，每来一个，我都安排食堂多炒几个菜，热情接待她们。领导亲自到场介绍战士的情况，并安排战士带着姑娘去市里转转，姑娘们都很满意，凡是来北京相亲的，都喜结良缘了。另一种方法是让回家探亲的战士帮忙“敲边鼓”。战士王春华的家里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因为见面少，感情不稳定。这时正好他的排长张新阳要探亲，正好离王春华女友的家不远。我找到王春华，让他给女友买好东西，让他排长回家后去他女友家看望。女友被他的诚心打动，不再提分手的事，最后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在部队十几年的生活中，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部队建设中去。处处想的都是部队的任务和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把青春都献给了部队。在个人问题上，一切服从部队党委的安排。
 

廉洁从政
 

  1975年6月，我转业到了益都县谭坊医院工作，成为医院负责人。这个医院受“文革”影响，派性很强，是全县最落后的一个单位。为了尽快适应，在局领导和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我大胆工作，分别对各类人员做工作，密切联系群众，顾大局，求团结，逐步取得了医护人员的信任，工作也打开了局面。卫生局和公社党委都非常满意。

  1977年调我到县造纸厂搞筹建。造纸厂是一个新建单位，一切要从头开始，从日常工作到抓新职工的技术培训，事事都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工作。1978年春节后上级让我带着新职工到昌邑县造纸厂去学习。我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上下班必须列队，上班统一学技术，下班统一学理论。职工们对这种管理都很感兴趣，也都很积极。用这种管理方式达到了理论技术双丰收的坚实基础。县委李方同副书记到厂看望我们，该厂领导高度评价我，专门表扬我是一名好干部。

  在造纸场工作了两年，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两起案例。一起是“出纳失误事件”。当时的出纳是刚从部队回来，不懂业务，工作中出现了严重问题，下午结账时发现账实不符。于是我帮他一笔一笔地对账，每户每单都仔细查找问题。终于查出有一单在他支付时把五元钱当成两元的钱付了出去，大约多付出去了600元。我陪出纳连夜找到了货主本人，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挽回了损失。另一起是“物品丢失事件”。1977年底，我为单位新招工60余人。1978年，带他们到昌邑造纸厂学习，年底回厂后开始基建。在建设围墙工程的时候，女职工宿舍一个女孩说丢了财物。书记找全宿舍的每个人谈话，一个女孩承受不了心理压力，回家大哭大闹，不上班了。单位指派我来处理这件事。来到了杨家，我与其家长交流了一下，介绍了事情的原委。我亲自带女孩去医院检查，并安排人接送其上下班，但要求她必须好好工作，不能再耍小性子。他的家人被我的真诚打动了，当即表示会教育孩子好好工作，不会再给领导添麻烦。

  1979年我调农机局任办公室主任，后又任计财科长。1986年3月，我调任工商局北关工商所任所长。上班后，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工作流程，局里就叫我接手查处倒卖汽车案子。市纪委交给了30起案子。我分到了三起。我克服种种困难，带领两个同志经过十天的紧张工作，三起案子全部结案，没收金额7000余元，名列全局第一。在向局领导汇报时，领导非常满意。有两位老局长说：“马所长，你真了不起，刚到局里工作这么快就完成了任务。就是当了20年的所长也没有你这水平。”到工商局工作，这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工商行政管理是行政经济执法部门，政策性很强，是国家对经济个体市场监督管理的部门。我在工商局工作近20年。时刻牢记一个宗旨，就是即积极维护企业和个体经济，又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经常有不法分子不服从管理，威胁工商管理人员，遇到这种事件，我都是亲自出马。工作20余年，处理上千件违法事件，无一件违规。

  回顾我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一生。以身为公，不谋私利，廉洁从政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把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感谢部队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