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进阶之道，是勇敢地投身到社会历史的洪流中，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格物致知、诚心正意、立志修身、齐家治国。这入世精神，是历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生活内容，也是他们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作为文臣的范仲淹不仅有碎首进谏的勇气，更有刚正不阿的骨气。所以君王纳其言，同僚敬其德。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为施展抱负之地，修一个为天下万民请命。江湖则是渔樵耕读、粗茶淡饭，修的是已心。他不管身在哪里，永挂朝堂心系民众。庙堂梦与江湖梦，是缠绕在中国文人心中一个永世难解的“结”，多少人在出世与入世的“跷跷板”上寻找那个可以平衡的支点。两袖清风间，庙堂与江湖，集博大情怀和人文精神，文正公，垂范千古。

  宋朝有两次最为人称道的改革。朝廷里冗军冗费冗官冗政冗兵冗赐……迫使统治者向人民掠夺，国内矛盾激化，农民开始起义，社会百孔千疮……改革的主导者宋仁宗，恭俭仁恕，宽厚纳谏，广开言路，名臣辈出。公元1043年，诏陈“当世急务”后，宋仁宗与文正公，开启了宋朝第一次轰轰烈烈兴利除弊的改革：“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内容：明黜陟、抑侥幸、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择官长……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大宋想以此来化解军事危机、降低财政支出、缓解社会矛盾。九百多年后的今天，翻开文正公的“庆历新政”，看他们的改革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阅读着其间的文字：“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沐浴在九百多年前的反腐风暴中，北宋就有了巡视制度，这让人怎不生感慨？他们在君子之德风里，享受着平静与安详，他们在试图改革封建官僚体制，实现清明的理想。

  但是一切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新政在1044年6月，以范仲淹被逐出朝廷、改革派全部被贬斥剿杀得一干二净而偃旗息鼓，成了历史上黯然而销魂的一抹惨淡陈迹。这次如野火般熊熊燃烧又一夜之间倾覆的改革，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谜团，让人困惑不已。

  改革的精心谋划、稳扎稳打、潜移默化、大刀阔斧、足够耐心、心理准备……这些就如云烟般消散了。新政，面对朝廷的无限弊端，积重难返。举措触动权贵，随而出现朋党之争，士大夫们利益受损，铺天盖地的反面意见和负面声音，执行偏差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宋仁宗面对朝议汹汹，却犯了最大的忌讳：急躁！急于求成！

  然而，这次改革，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第一波土地兼并，也开启了宋朝不断自新求强的历程。这次改革，寄托了文正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理想，也带来了他后半生一次次“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却抱负不能伸展的梦魇。但最终，在庙堂他就勤政为官，在江湖他就悠哉为民，他在江湖与庙堂唱出了巅峰的回响。

  正如《左传》中所载：“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文正公三不朽件件有建树，历千年而不坠，一向是读书人和官员中的标杆人物。

  后来人们教孩子们用心读书，常用上“划粥断齑”的典故。典故说的就是小朱说，在澧全寺一个人读书一个人吃冷粥的故事。范仲淹的父亲死后，母亲谢氏改嫁朱家，范仲淹的名字改成了朱说。朱说进了北宋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五年不曾脱衣服睡觉地勤勉学习，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在26岁那年，科举高中，他见到了仁宗皇帝。

  多少年了，范仲淹也只能暗暗发誓，等考取了功名，一定要认祖归宗。29岁的他费尽全力，才为自己争来了一个光明正大、后来享誉历史的名字：范仲淹！字：希文。

  他奋斗十三年，从地方来到中央，40岁的文正公，他操的那些心，有水利、司法、教育、卫生、税收……已经“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以君子而成党，自他始，宋朝文化的正面演化迎来了全新的机运。

  46岁的范仲淹，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上呈仁宗，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当，以权谋私。这把位居人臣之极的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次，他又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面对几贬几升还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得到了一个“范三光”的美称。范仲淹认为国事就是天下事，士大夫既以天下为己任，就应该奋身其中。文正公，一身正气，满腔赤诚，只要利于朝廷、益于民生，不管前方是弓弩陷阱，还是万丈深渊，都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他，“失意不失志，可杀不可辱”，用文人的气节和风骨，激励当世影响后世，其中所蕴含的深远意义，与这片土地的独特文化关联，中国的传统政治逻辑在那个时期就开始了不同意义的演化。

  51岁的文正公，以一介文臣为将，开赴前线，就干起了他的本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提出“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韩琦和文正公屯驻泾州，共守西陲，朝廷倚为长城，天下人称为“韩、范”。文正公硬生生演绎出一个寒门学子至“出将入相”的传奇！

  54岁，他才正式发动庆历新政改革。如挑战北宋官场的唐吉诃德，孤独而凄美。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他的嘴里没有歌功颂词。

  56岁，也就是庆历五年(1045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于(1046年)九月十五日写成其思想境界高远超六朝华靡文风的《岳阳楼记》，带有骈散的风格，吟咏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

  文正公的境界、格局、士大夫精神世界，都是后人向往的精神标杆。文正公的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坦荡的胸怀和文化自信，成就了其强悍的品格。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身作则，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录取名额的增多，甚而是以一人之力，影响并扭转了整个宋朝的文士风气。

  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身患重病还在边关抗击敌寇三年时间。因为患肺病和眩晕症，范仲淹经常夜不能寐，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稳固了边疆。

  文正公对部下宽厚，还经常举荐随员做官，包括后来的一代名相富弼，一代名将狄青等。

  文正公不但在庙堂上有官声，写的词也在江湖中流传，被人唱和。诗作成唐宋转变一环，词作在宋词发展中有承前启后作用。文正公专门写过一首诗来描述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点茶”：“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雷涛起。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蒲兰芷。”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写到：“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

  《文正公传》中有一段记载，边陲曾有警，文正公再次被任命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范公悉分遗边将。他一生接济的朋友、学生、贫穷百姓不计其数。他收入很高，却一生清贫，去世时连一件新衣都没有。

  他严于律己，以天下为己任，这不但使他成为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也对他的孩子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儿子范纯仁，官至宰相，成为了和他父亲一样的人。

  他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治理了江浙一带的严重饥荒，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

  他于众多人皆是：“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他勤勤恳恳，自少而至终局。

  他兴办学堂，教泽广被，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风尚。

  他亦精通音律，善琴，极善围棋，著棋史，又研究医药。

  在宋朝人物里论儒，文正公为第一。后来者如苏轼亦叹服他“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依着范公的步伐坚定前行。

  “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范仲淹对于自家的利益用度，没有奢求，宁静淡泊如止水。

  29岁的王安石听说62岁的范仲淹就在杭州任知州，便专门拜访了这位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偶像级人物。可见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对王安石的影响巨大。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二十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这个全才的贤人，病逝于徐州，终年63岁。谥号：文正。文以载道，一生刚正。百姓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少数民族为他举办法事；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仁宗哭，亲自为他书写墓碑；欧阳修、富弼、王安石、司马光等，纷纷为他写下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