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学习和解读范仲淹的《寄乡人》诗，主要有三个时间节点：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任青州史志办公室主编的时候。那时，因厘定范仲淹新传，初见传记中所引述的这首诗。诗如下：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

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

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

  这一次仅是初识，不知道其中若干的曲折与内涵，可以说是浅尝辄止而已。二是21世纪初至2009年，笔者在编辑出版《青州三贤》的时候。此时，对范仲淹的这首诗，又作了比较翔实的了解和研读，但是还不能说深入其中了。三是2015年在编辑整理《范仲淹知青州》一书的时候。这时，才对范仲淹这首诗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比较和探析，但是还不敢说豁然于胸了，有的问题仍然疑窦存焉。

  解读时间颇长，感触颇多，故笔者将认读与探究这首诗的几个问题，分别予以阐述，以期与方家交流并希望得到匡正。

  其一，关于诗的出处

  范仲淹的《寄乡人》诗载于多种书籍，最常见并且多有差异歧出者主要有三种。一是北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这本书的新版，于1981年3月由中华书局印刷。作者王辟之，文籍多记为临淄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森教授考证为青州益都人。所引上诗就是录于《燕谈》的。二是多种古版本的《范文正公全集》。《全集》中收录了南宋楼鈅的“范文正公年谱”，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条下收录了这首诗。诗文与《燕谈》有所不同，如第二句为“名登二纪余”，第三句“地”为“路”，第四句“麦”为“月”，第五句“前迎道”为“迎前道”，尾句“苦”为“读”。三是《范仲淹全集》。该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其中册的“范文正公集续补卷第一”中收录《寄乡人》诗，并作了多种版本的字词比较辨析。

  以上诸书，虽是载记范仲淹的同一首诗，但题目与字词、创作时间及地点等多有分歧。

  其二，关于诗的写作时间

  同一首诗，出处不同，著录的写作时间也不一样。综合之，主要有两个时间的记载。一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事见楼鈅的“范文正公年谱”；一是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事见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7第89页。

  从众多的资料和多人的分析研究证明，把此诗定在作于范仲淹27岁“登第后”的时间是不对的。楼鈅(1137—1213)，南宋大臣、文学家。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资政殿学士，会掌握大量的史料，那么，楼鈅怎么就把范诗写作的时间弄到了大中祥符八年呢？这需要从范仲淹的身世来解读。

  范仲淹两岁而孤，四岁时母亲改嫁淄州长山(今属山东邹平)朱文翰，遂改名为朱说，在此生活了18年之久。这一段随母改嫁的事实，在两宋程朱理学兴盛的时期，是讳莫如深的。楼鈅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又加之“为贤者讳”的儒家信条与原则，所以极力回避范母改嫁一事，便把范诗载于“登第”之年的条目下了。对此，邹平王红先生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批驳，他写道：楼鈅对该诗“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拙劣篡改，许多专家学者不假思索，顺手引用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实在令人不解……说白了，还是那个自两宋以来逐渐强化的旧礼教旧观念在作祟，总有些人不愿承认或有意回避范仲淹随母改嫁淄州长山一事”(《范仲淹故事评传》第233页)。笔者以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的记述是可信的(下文尚有论述)。此诗写于范仲淹知青州的皇祐三年(1051年)应当是正确的。

  其三，关于诗的题目

  范仲淹的这首诗，各版本所录，字句虽有几处不同，但是基本相去不是太大。但是，所录题目却大不相同。

  与范公本诗相关的多数主要书籍，把诗的题目著录为《寄乡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中无题而题明；楼鈅的“范文正公年谱”中只著录全诗而无题。与《寄乡人》之题不同者，是王红先生的《范仲淹故事评传》以及现今邹平人写的文章与著作中。王红先生在《范仲淹故事评传》第232页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今综合引述如下：

  范公赴任青州路上经过淄州长山，礼参父老乡亲，“即兴写下了一首情意真挚的《留别乡人》诗……治平二年(1065年)长山人韩泽知县事，创建范公祠时，将范仲淹《留别乡人》一诗镌刻于碑”……40多年后，王辟之“采录入《渑水燕谈录》中”。那么，同一首诗的题目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辨析。

  其四，关于诗的写作地点

  由于人们对诗的写作地点认知不同，所以收录此诗的题目便不一样了。

  主张诗题为《留别乡人》者，说此诗写于淄州长山(今属邹平)。就是说范仲淹在赴任青州时经过长山，礼参长山父老，以诗“留别乡人”。王红先生在著作中专设一标题曰“礼参父老”，就是写的这件事情，综合其摆出的理由主要有四个：1.礼参之处“后人取名‘礼参坡’，即今礼参店村”；2.明代“王渔洋曾祖父开封太守王之都，在此创建‘三贤祠’”，三贤之一就是范仲淹；3.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长山人韩泽知县事，创建范公祠时”，有碑记；4.40多年后，“青州人王辟之将《留别乡人》一诗采录入《渑水燕谈录》中”。

  看来，以上理由也算充分，但细究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疑点。

  1、阅读韩泽的《新建范公祠记》，顿生疑窦。为什么呢？范公赴任青州，路过淄州长山，礼参父老，无疑是乡邦之大事、盛事、荣耀事，值得大书特书。韩泽撰《新建范公祠记》时是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距范公长山“礼参父老”仅14年，离范公病逝徐州才13年。韩泽是为新建范公祠撰写碑记，然而，韩记中只字未提这件“礼参父老”、荣耀乡里的大事，也未提临别留诗之事，这就奇怪了，于文理、事理、情理皆有悖于“理”。韩泽是长山县人，又“出宰是邑”，有如此违背情理之事，似乎不大可能。由此碑记内容或许可以推论，是否有县宰率父老迎接范公之事？

  2、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的记述，像是有意纠误的。王辟之该书中这样记载：范公“仕宦四十年，晚镇青，西望故居，才百余里，以诗寄其乡人”。王辟之，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生，范公到青州时，他20岁。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辞官回家，优游乡里，留意文化，多方采访，便写成了《渑水燕谈录》一书。搜集和撰写该书时离范公镇青时间也就是40余年。按情论理，范公赴青是否经过长山以及诗的写作地点，王辟之应该是清楚的。他写的是“望故居”，而不是“经”，一个“望”字，含义毫不含糊，非常明确。“以诗寄其乡人”，虽然没有正面写题，但题目已经很清楚，并不是《留别乡人》。以诗“寄其乡人”与“留别乡人”，其所处的场境和写诗的角度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他的这段记述，像是在有意纠正当时社会上的某些不正确的流行说法。

  3、诗题不同，含义便大不一样。主张范公赴青州绕道经淄州长山者，所记诗题是《留别乡人》，题意自明，是相见而又“留别”之吟。但是此诗题不见于相关的古籍，而多见于今邹平人写的文章或著作中。但是，《寄乡人》诗题见于众多的古籍中。上文已明，由李勇先、王蓉贵校点的《范仲淹全集》一书，收录《寄乡人》一诗，并多方面予以考证比较，只辨字词之不同，未辨诗题之差异。以上若干实例充分说明，多种古籍版本诗题是《寄乡人》，而不见《留别乡人》。

  笔者此文，意在让广大研究者开阔思路，对这一问题进一步予以探究，以期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是文章开头便说的，“有的问题仍然疑窦存焉”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