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伯陵，是商朝逄姓侯国历代君主的统称，伯爵，约起源于6000年前。
“逄”是“逢”的异体字，而“逢”同“丰”。所以说，用于姓氏的“逄”也做“逢”，也做“丰”。
而“丰”的甲骨文是（图1），像极了一枚羽状复叶。甲骨文的“凤”是（图2），字形中明显有羽毛的影子，也正是“丰”的甲骨文的形状。甲骨文的“丰”是展开的羽毛、是张开的翅膀，有“盛、大”之意。所以，“逄”氏应该源于鸟夷部落，是指“鸟”之大者，即凤凰或大鹏。
图1
图2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部落是以凤鸟为图腾的部族，少昊是鸟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也似乎正是因为凤凰有“大”的意象，而且，《大戴礼记》也说，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所以，少昊部族就选中了凤这种动物为图腾，也正是因为凤凰为羽虫之长，是首领的象征。
少昊，又作少皞、少皓、少颢，史称青阳氏、金天氏、穷桑氏、云阳氏或朱宣氏，又名玄嚣，是黄帝长子，母亲为嫘祖。
一说，少昊有九子，长子重，次子该，三子穷奇，四子般，五子倍伐，六子昧祖，七子蟜极，八子折叠穷申，九子瞽穆，也作“瞽目”。帝喾和尧帝都是少昊的后代。尧帝是帝喾的儿子，是少昊的曾孙；帝喾是蟜极的儿子，是少昊的孙子；蟜极是少昊的儿子。
少昊的后代分支又有了分化，也就因此有了各自的部落图腾，就如同少昊一样，少昊是黄帝的长子，黄帝是有熊氏，以熊为部落图腾，但是，少昊却以凤凰为部落图腾。
如此看来，逄伯陵一族应该是少昊的后裔。
据《国语》，逄氏与伯益同祖。
伯益的父亲是大业，大业的父亲是业父，业父的父亲是蟜极，蟜极的父亲是少昊，少昊的父亲是黄帝。
因此，伯益与尧帝、帝喾同为黄帝之后，都是由黄帝长子少昊传下来的后人。
所以，逄伯陵也是黄帝之后，且是鸟夷中的凤族。这，正符合我们对“逄”字含义和逄伯陵族源的推敲。
然而，从网络上查“逄伯陵”词条，往往见到“炎帝裔孙有人名陵，商朝初年受封于逄泽(今河南省开封)，后改封齐，建立逄国”的记载。元代于钦的《齐乘》所引用的《路史》也这么说。
但是，这“炎帝裔孙”一说，我们却实在搞不明白，是从如何考证而来的。
《国语·周语》韦昭说，“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而且，很多人引用《穆天子传》的说法，周文王姬昌的奶奶“太姜之祖有逄伯陵。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
这样看来，逄伯陵就是太姜的先祖，也是周人之先祖。
豳(音bīn)国，为周人先祖不窋(音zhú)之孙公刘所建，其祖皆为夏朝贵族，因不窋之父从事后稷(农耕总管)职务，而被称为后稷。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裔孙古公亶(音dǎn)父为狄所逼，率领太姜族人自邰迁徙至陕西岐山下，从此称为周族。豳地的人全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到岐下。其他国家的人听说古公仁德，也多归附”。
由此看来，周族是后稷的后人，那后稷又是谁呢？
《史记·周本纪》记载，有邰氏之女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弃。弃就是后稷，是帝喾的嫡长子，是少昊的曾孙，是黄帝的玄孙。
如此一来，逄伯陵，确实是黄帝之后，而不是炎帝之后！
虽然，《山海经·海内经》有“炎帝之孙伯陵”的说法，但是，始终也未见有文字说明此伯陵就是逄伯陵。
于钦《齐乘》有记，“按：《路史》：逢伯陵，姜姓，炎帝后，太姜所出，始封于逢，在开封逢泽，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而《路史》，为南宋罗泌(公元1131年——公元1189年)所撰，成书年代太晚，相对于《国语》《穆天子传》与《史记》，其可信度稍差。
更何况，“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中的逢公，明显是指商代末年封于今临朐县的侯国逄伯陵，而这个逄伯陵就是《国语》《穆天子传》与《史记》所记的黄帝后裔逄氏，而非炎帝后裔。
或许，炎帝也有后裔名逄伯陵，但商代末年的诸侯逄伯陵，却绝非炎帝后裔伯陵。不但二者非一人，而且二者也并非一族。
罗泌在《路史》之《黄帝后姜姓国》中，对“逄”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太姜之姪，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伯陵太姜之祖。逄公伯陵之后为商侯伯”。
在这里，罗泌又承认了逄伯陵是太姜的先祖，那逄伯陵自然也就是黄帝后裔了。
这罗泌也太不严谨了，一会儿说逄伯陵是炎帝之后，一会儿又抛出了逄伯陵是黄帝之后的线索。其前后自相矛盾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实在令人难以明断。
不过，我觉得，逄伯陵是黄帝长子少昊的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少昊是早期东夷族的首领，据西晋皇普谧《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穷桑)登帝位，都曲阜”。“邑于穷桑”和“都曲阜”应该是两个事件，也就是说，“穷桑”和“曲阜”不应该是一回事，这是说，少昊在穷桑登上帝位，最后在曲阜定都。曲阜即今山东省曲阜市。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穷桑者，西海之滨”。“西海”，是一个古代的政治地理概念，并非实指。有人认为，西海滨即渤海西部的海滨，乃鲁北平原和鲁西北平原东部这片区域。另据《初学记》二十四徐注，“穷桑在鲁北”。
鲁北，也就是穷桑之地，也就是少昊后裔逄蒙和后羿的大本营，是逄氏的祖源地(详见《青邱国》一文)。
商代逄伯陵和夏代逄蒙，都是古逄氏，都是少昊后裔，也都是黄帝的后人。
在古代，诸侯的活动地域很大，且不固定。逄伯陵的祖先是后稷，是夏朝的“朝廷命官”，也是一方诸侯；后羿前后，逄氏部族在古
青州地带活动，其中逄蒙是后羿的将军。逄蒙以后，逄族没落，甚至被迁走。
商末，周文王的奶奶太姜的侄子，名逄公者，乃逄伯陵后人，被封于山东省临朐县石门坊一带，成为诸侯，是为商侯逄国，历代国君也称为逄伯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逄伯陵。
《左传·昭公二十年》曾记有晏子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氏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然而，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曾经猎于画(澅)，即今临淄区淮阳河一带(详见拙作《古画国的猜想》)，也就是说古临淄城一带在商朝曾经是画国的地盘。弥河以东，南部是莱国，北部是纪国。所以，晏子话中“因之”的地域，应该是指今
青州的平原地带，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姜太公的古营丘。
这一带，在少昊时代，为爽鸠氏所有，后被季萴氏所占据，逄伯陵兴起之后，又代替季萴氏占据了这一地带。在古代，今仁河、淄河一线以东，弥河主河道以西的所有山脉，都曾被称作逄山，这是因为商代诸侯逄伯陵，曾经一度占据这一地带的缘故。
那时，诸侯间经常相互攻伐，领地时常变迁。
按照晏子的说法，再后来，蒲姑氏兴起，在这一带取代了逄伯陵的势力。这时的逄国，把石虎岭以西以东这一道连续不断的山体为屏障，作为了与蒲姑氏的天然分界线(详见拙作《风景这边独好——探秘桃花山》)。再后来，姜太公便打了过来。
但是，这一记载还是有所欠缺的。
据王献堂、周昌富、迟克俭等多位专家考证，商周之际的莱国势力范围曾经西达淄河。王、周、迟三位专家的结论正好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吕望东征。……逐莱人地入于齐”。
而金文中又有明确记载：周武王东征时，“丰伯、蒲姑咸哉”。
很明确，太公东征，只是把莱国人打跑了，而没有灭掉莱国，把莱国占领的青州平原一带这一部分国土，纳入了自己齐国的版图；但是却把逄氏侯国和蒲姑氏侯国给灭了，但不是灭了两个侯国的全族。
商末，逄伯陵侯国的被灭，与他和商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分不开的。
《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的始祖是契，因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所以用“商”命名其部落。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帝尧之异母兄。据《史记·殷本记》，“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相传契是简狄吞玄鸟蛋而生，所以，商人便以玄鸟为图腾。
据《诗经·商颂》和《史记·殷本记》，商族是鸟夷，是少昊之后。而，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一说，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商族，逄伯陵一族以及周族，都是少昊的后人，周灭商，实际上是“兄弟阋于墙”罢了。只不过，在这场争斗中，逄伯陵没有审时度势，站错了队，最终成了商王朝的牺牲品和陪葬品。
逄伯陵，作为商朝的诸侯，被姜太公灭国之后，其部分贵族和族人便迁到或者被迁到了山东省济阳，又重新立了国。上世纪，在今山东省济阳县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逄国墓葬群，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出土了一件宝器，刻有“逄彝”铭文。这，便是有力的证据。
从这一事实来看，在姜太公占据今青州平原一带以前，逄伯陵曾经占据此地。后来，蒲姑氏把逄伯陵赶到青州市石虎岭东西一线以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莱侯又赶跑了蒲姑氏，从而占据了这里。
自上古时起，君王和诸侯便祠三皇五帝、日月星神，以及名山大川。然而，逄山之祠，秦时尚未可见。
据《汉书·地理志》所记，“临朐，有逄山祠”。
据光绪版《临朐县志》所记，“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
但是，此记似乎是错误的。
郦道元《水经注》记曰，“巨洋……又东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即石膏山也”。
可见，逄山祠，在今逄山北，在石沟河河道北侧，且应该在逄山主峰的西北方向。“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一说，不知《临朐县志》是从何处考证而来的。
然而，据王洪吉先生在《逄山地区民俗文化探宗》(发表于《青州古城》2018年第4期总第14期)一文中所记，逄山庙乃古临朐县境内祭祀逄公的最大祠庙，在今逄山初级中学所在地，东侧紧邻崮后村。
这一位置，在逄山主峰的东北方向，明显不符合郦道元的记载。
查《青州市地名志》发现，庙头村，“宋代建逄山庙。徐、胡等姓傍庙而居称庙头。原庙、村均在村南1公里。清雍正八年(1730年)遭洪水侵袭后移建今地”。
这一逄山庙庙址恰好在逄山主峰的北侧，古河道以北。
再往西去，在今阿陀村西、王坟镇中心卫生院一带，是宋代佛院嘉佑寺的所在，也在河道以北，河水东流出石涧口后，紧接着折向东南方向，嘉佑寺就在逄山的西北方向，这里更符合郦道元的记载，“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
所以，宋代的嘉佑寺，可能就是在汉代逄山祠的原址或者原址东侧不远处建立的。
这“石涧口”，就是今台头村南大石涧。石沟河中上游全是石灰岩山区，处处是石涧，而郦道元特别记曰，“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可见，这“口”是关键。在逄山西北能找到的“石涧口”，只此一处。
虽然当地人都有故事传承说，这一石涧口本来不存在，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7月23日，一场大山洪暴发，才冲出来的。然而，该石涧口东西长约200多米，南北宽约40米，深达15米，一场山洪无论如何巨大，都难以在石灰岩基上刨蚀出如此规模的河道来。
（上接一版）
但是，这一传说也不可能没有道理，那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这一石涧口本来就存在，只是日积月累，河道不断淤积，被石子泥沙填埋，后来，古河道又被巨大山洪冲刷并恢复了原貌。
这也正是元代于钦作《齐乘》时没有提及此石涧口的原因。
《齐乘》曰，“巨洋水又北经委粟山，又东北石沟水入焉，石沟水出逄山东北石涧中”。这里的“石涧”应该是今被淹没于黑虎山水库之下的古石沟河河道，河道行于石涧之中，于钦是拿逄山作为参照物，但不是郦道元笔下“石涧口”的所在。
郦道元在记载洋水(即石沟水)时，之所以以台头村南侧的石涧口为标志物，而对于来自钓鱼台的河道没有记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该石涧口是个显著且永久的地理坐标；二是因为，该石涧口来的水，流域面积远比钓鱼台溜水流域面积大，且水流更加丰沛。
在古代，逄山是个大的地理概念，是这逄国国内山脉的统称，就连青州市城南不远处的劈山，都被称作“逢山阜”(见《水经注》)。
那么，西汉为什么既不在广县城附近的“逄山”(如劈山、云门山、驼山等)立祠以祀，也不在临朐县城正西的“逄山”立祠以祀，而是跑到相对偏远的庙头村一带立祠以祀呢？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蓬山”，即逄山。
明白了吧？
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逄山祠创立之初所奉祀的，是逄山的石社与石鼓，而不是逄山，更不是逄公(即逄王)。祭祀逄公，那只是后世的演化而已。
奇怪的很，据《汉书·郊祀志》所记载，“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然而，对大山的祭祀，从未有像逄山之祠这样，清楚地记载着，祭祀的是“石社”“石鼓”等。
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石社”“石鼓”必定有所特指！
楚系简帛文就有“社”字的这种写法，由“示”与“土”组成，“示”即“祭祀”之意，因此，一般认为，“社”是指土地神或者是祭祀土地神的场所。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而《说文解字》有一种解释，“社者，土地之主也”。
所以，这里的“石社”，就如同王洪吉先生所猜测的那样，肯定是逄山主峰一带的一个特殊的景物——一块奇特的神石。
据王洪吉先生《逄山地区民俗文化探宗》一文所记，在逄山主峰东南侧下面，大峪口村张洛溜北岭子上边，有一石柱，高近二十多米，酷似人形，人称“石大人”，有石裂缝恰似人口、人眼，头部似戴可以插花的官帽，腰部有小石柱斜向伸出，极像是一个大人抱着的个孩童，又恰似勃起的乾元男根；乾元男根，与大峪口村南沟里，朝西深藏的坤元女阴洞，即“阴德洞”(注：康熙《临朐县志》对此阴德洞就有记载)遥相呼应，“阴德洞”毁于2014年。
大峪口村张洛溜北岭子上边的石柱 陈兆海提供
王先生文中还记有一石鼓，2004年尚存，就在“石大人”右侧方向，圆形，东向，高约2米，基部没入土中，正面阴刻有惊恐状人面像，技法古朴，无类近作，背面无字画，无打磨痕迹。
郦道元《水经注》曰，“山上有石鼓，鸣则年凶。郭缘生《续述征记》曰：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声闻数十里”。
“石鼓鸣则年凶”“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这才是西汉在此立祠的根本原因，“祠逢山石社、石鼓”，是祈求石人不去击鼓，以免齐地之乱，以求平安幸福。
听起来真有些邪乎，不是吗？！
然而，这样的记载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史料记载的“鼓鸣”有四次，康熙《临朐县志》记一，“崇祯乙亥曾有闻其声者，自云：‘山鸣而声若鼓也’”；光绪《临朐县志》又记三，“明崇祯十三年，山鸣数日。国朝康熙四年大旱，鸣如牛吼。咸丰十年冬逄山石鼓鸣”。
两次像打鼓声，一次是山鸣，一次像牛吼声，它们都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鼓鸣”。
查阅光绪版《益都县图志》发现，“崇祯十二年，自春正月不雨，至于夏六月；秋七月，大蝗，水涸，大饥，人相食”；“崇祯十三年夏，蝗，旱；秋，大饥。群盗蜂起”；“康熙三年夏四月，陨霜，杀麦。大旱，蠲(juān)免本年租银，并遣官赈饥”；“康熙四年大旱，大饥，蠲本年田租”。
康熙版《临朐县志》记载，“崇祯八年(即崇祯乙亥年)，逄山石鼓鸣，声隆隆如雷”；“崇祯十一年四月，霜伤桑麦，草木如冬；自六月不雨至于冬十月，冬无雪；冬十二月恒霾。十二年正月至于二月恒寒；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蝗，不雨至于十月。十三年二月丙辰，日赤如血，日旁复有一日；自三月至于五月不雨，六月一雨，至于八月不雨；大蝗；十月，麦、米、菽斗各钱二千有奇”；“康熙四年大旱，抚院周、提督杨亟请蠲、赈。全免钱粮，发银赈恤”。
其中三次大旱而“鼓鸣”，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正是前人记为“石鼓鸣则年凶”“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的原因。石鼓正面上阴刻的惊恐状人面像，则说明了人们对“鼓鸣”的恐惧和敬畏。
逄山一带属石灰岩地质构造，地下溶洞和暗河的发育较为完备。这石鼓所在的山溜子地层之下，肯定有尚未为人们所知的大型石灰岩溶洞。长时间干旱，地下水位降低，地层干裂，容易形成塌陷，如果大旱之后又遭逢持续降雨，造成大量雨水下渗，潜蚀作用增强，与溶洞溶隙接触部位的土粒被逐渐带入溶洞，随暗河流失，也极易引起地层塌陷变形。
所以，大旱或者大涝之年，都会有地层内部的塌陷，从而形成“鼓鸣”之声。无论大涝还是大旱，肯定“年凶”，“年凶”则百姓无粮，无粮则无以度日，百姓无法度日则“齐地”就可能会发生大乱了。
再来仔细研究一下康熙版《临朐县志》的记载，“崇祯四年，大水，没地无算。五年，恒雨，自六月至于九月，伤秋稼。是年五月，新寨店崔府君庙钟自鸣。六年三月，夜有两鬼对哭县门，直宿者击之而灭。七年正月朔五更，震电暴雨如盛夏，飞虫皆出，已而大雪。八年，逄山石鼓鸣，声隆隆如雷。九年，秋七月，大风拔木，雨雹如荔枝实，大者如马首，伤秋稼，是年至十年荐蝗蝻，豆禾草竹皆尽。十年正月朔乙丑，午刻，日有食之。春夏，牛大疫，死者十八。冬十月地震，声殷殷如雷，动震屋瓦”；“崇祯十一年四月，霜伤桑麦，草木如冬；自六月不雨至于冬十月，冬无雪；冬十二月恒霾。十二年正月至于二月恒寒；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蝗，不雨至于十月。十三年二月丙辰，日赤如血，日旁复有一日；自三月至于五月不雨，六月一雨，至于八月不雨；大蝗；十月，麦、米、菽斗各钱二千有奇。十四年正月，恒霾恒寒；二月，河冰，清明无花。三月辛巳大风霾，自五月至六月不雨。秋七月恒雨，至于十月；冬无雪”；“康熙四年春夏大旱，井泉竭，抚院周、提督杨亟请蠲、赈；全免钱粮，发银赈恤；蠲本年税，已输者流抵五年。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夜地震异常，房舍半倾，压死无算；后数月时动，人皆露处，无敢寝于室者”；“咸丰九年夏旱。十年冬逄山石鼓鸣”。
崇祯五年五月“钟自鸣”，是微地震的结果；六年三月夜鬼对哭，实为地声；七年正月，飞虫皆出，是地壳运动地温异常变化；八年鼓鸣，实为轻微地震；十年十月，真正的地震发生。
崇祯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连续大旱；十三年山鸣，实为轻微地震；十四年正月、二月大寒，五至六月不雨，七至十月连续三个多月大雨不断。
康熙四年，大旱，山鸣；七年六月地震，后数月时有余震。
咸丰九年夏旱，十年冬逄山石鼓鸣。
统观以上事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震之年对山鸣或鼓鸣没有记载，很可能是鸣声被地震掩盖了，常人没注意到；这久旱或恒雨，很可能是大地磁场以及地壳异常变化引起的，是地震的前后兆，这山鸣或鼓鸣自然也就是凶兆。
求证于王洪吉先生(是“石大人”所在山溜子北口东侧大峪口村人士)，他说，在石大人后左侧，有一山岭，悬崖峭壁，人称“罗圈崖”，与逄山山巅相连，是逄山主峰的余脉。峭壁上方偏坡有一普通水桶口粗的洞口，上世纪雨水大的时候，大雨过后，水从洞口喷出下泻形成瀑布，有时能流三四天之久。这，就是地下溶洞存在的明证。
实地走访发现，石人紧挨罗圈崖，原石鼓就在石人右侧不远处。假如，罗圈崖石洞中发生塌方或地震，声音必会从洞口传出，然后会被罗圈崖这一特殊地形放大，传入山谷，并且被山谷放大传出谷外，声音隆隆，这就自然会被人们误认为石人在打石鼓了。
逄伯陵死后葬在逄山之巅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因为这“乾元男根”与“阴德洞”为自然天成，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二，逄伯陵想以自己的大德神威镇住石人、神鼓，使其不作声响，从而解除可能的祸患，以造福自己的子孙后代。
石人的右侧有一雕琢较为朴拙的造像窟(如下图，图片由陈兆海老师提供)，中间大者为主佛像，两边各有一立侍像。闫玉新老师请教古董业界人士得知，此造像当属唐宋时期所为。
此造像窟是个孤立的存在，其附近并无寺庙，且它位于石人、石鼓的右侧上方的峭壁上，这似乎是古人刻意让其守候在此，以镇石人，不让他去擂打石鼓一般。如果确实如此，那这尊佛定是逄王伯陵了，这又正好契合了对逄伯陵死后葬在逄山以镇石人的猜测。
另外，据陈兆海老师介绍，据大峪口村老年人说，图片中这条上下通贯主佛像的裂缝，原来并不存在，它是被雷劈出来的。不过，我觉得，这倒更像是轻微地震中岩石错动的结果。这，也似乎为“石人辄打石鼓”的真相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由上述论证可见，古人“祠石人、石鼓”以保平安，纯属迷信之举。石人打石鼓，不是齐地将乱的根本原因，而是齐地将乱的外部征象。
今作小诗为“石大人”正名：
齐地将乱石人惊，石鼓擂得似山鸣。
但警世人绸缪事，一方平安度年凶。
(在此还要特别鸣谢临朐县博物馆宫德杰先生！在我考证过程中，每当需要证据来佐证的时候，宫先生都能及时地提供帮助，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 （李瑞之）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