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亭公园内有三贤祠，所谓三贤，即富弼、范仲淹、欧阳修。欧阳修也曾任职于青州。他与范仲淹之间，隔了一个文彦博。作为青州人，我从小就喜欢这首诗：

醉翁到处不曾醒，问向青州作么生？

公退留宾夸酒美，睡余倚枕看山横。

  它是欧阳修在青州写的。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曾恨自己不曾生在宋朝的青州，不能与欧阳修一起“倚枕看山横”。虽然生活中整天在“抓革命，促生产”或“抓纲治国，大干快上”，却真向往“公余留宾夸美酒”的日子。欧阳修这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被贬出京城的。他到了滁州，写下了众所周知的《醉翁亭记》，为后人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名句。那一年，他四十岁，正是一般人雄心勃勃的时候，他却已经倦于官场。后来朝廷重新起用他，但他已经志在文学，这结果就是他继承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古文传统，领导了著名的“诗文革新”运动，因而成了文坛领袖。这位文坛领袖的确有点不守规矩，在皇帝丧期，竟然身着紫衣。他因此而被革职，先贬毫州，又转青州。到青州之前，欧阳修很不情愿。因为他已经决计退居山林，因而接连三次上书辞职。皇帝却六次下诏，催他赴任，而且给了他兵部尚书的职务。皇帝的诏书是由王安石写的，王安石以各种理由把欧阳修引向了青州。一到青州，欧阳修就被青州的山水吸引了。欧阳修治青州，真是如烹小鲜。他终日忘情于山水之间，极少忙于公务。据说，他到任三五天，衙门的事务就减去了一半。两月之后，竟然是“官府如僧舍”，一片冷冷清清。两年之后，连打官司的也没有了。而作为兵部尚书兼知州的他，则主要是在游山玩水、与朋友喝酒作诗。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的官总是多事，自己不闲着，也不让百姓休养生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运动群众，折腾百姓，以求自己的政绩或者上镜率。而欧阳修却让百姓忘记了他的存在。说真的，这才是聪明人，这才是好官。他这一手，既避免了扰民，也为自己赢得了清闲。有了欧阳修治青州，我才知道什么是好官，什么是高水平的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是为官者的美誉，但说穿了，如此者均属平庸之辈。

  因为没有了公务，欧阳修有更多的时间寄情山水。他建了“山斋”，那是他静养和作诗的地方。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多病山斋厌郁蒸，经时久不到东城。

新荷出水双飞鹭，乔木成荫百啭莺。

载酒未妨佳客醉，凭轩仍见老农耕。

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丝篁乱水声。

  后面有小记说：“久病厌倦，出城郊游，看到春光明媚，万象更新，不觉心情舒畅；新荷出水，飞鹭成双，乔木成荫，莺歌鸣啭，美景目不暇接；与好友对饮几杯，微醉后欣赏山林野趣，小桥流水，农家乐事，确实自有一番情趣。”这就是欧阳修在青州时的生活状态。做官做到这境界，让人无法不佩服。他还有一首《春晴书事》是这样写的：

莫笑青州太守顽，三齐人物旧安闲。

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

嘉客但当倾美酒，青春终不换颓颜。

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

  欧阳修本来不愿去青州，到青州之后却爱上了青州。离开青州时，他带走了一块一丈多高的青州石头，在上面刻了他悼念自己父母的文章《泷冈阡表》，运回江西老家，立在父母墓前。

  写下以上这些，是因为想起了三贤祠。1975年前后，三贤祠是不开门的，我却多次在门外散步，四周空无一人，砖缝里是丛丛青草，树梢上是阵阵风声。

 

 

  回望宋朝的青州，我想起了李清照。

  在如今的青州范公亭公园，有一座名为“归来堂”的仿宋院落。那是为纪念李清照而建的。那座房子，李清照当然没有住过，但李清照在青州曾有一座“归来堂”，而且承载了这位才女幸福的青春岁月。
 

李清照纪念祠内有一处青砖灰瓦、砖木结构的四合小院。院内主厅三间，坐北朝南，额曰“归来堂”。

 

  李清照生于济南章丘，嫁给了青州诸城赵家。众所周知，她的丈夫是宋朝官员、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十八岁出嫁，当时在京城开封，二十四岁即随丈夫回到了故里。当时的达官贵人，与明清的达官贵人一样，无论原籍是哪个县，只要隶属青州，都不住在县城，而是住到青州来。所以，李清照随夫归故里。也就回到了青州。他们一起在青州城居住了十四年。后来赵明诚到蓬莱、淄川做官，李清照有时跟随，但更多的时候仍在青州，前后加在一起，她在青州的归来堂住了近二十年。

  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位多情多才的女词人除写诗填词之外，像她的丈夫一样热衷于金石。据她晚年所作《金石录后序》记述，他们夫妇对金石书画可谓痴迷。开始时在京城，赵、李两家都不富裕，所以他们常常把衣物送进当铺，拿了钱即去买碑文。后来家境变好，开始大量购买金石书画。在青州的二十年，正是他们大量收藏的时候。按照李清照回忆中的说法：

  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藏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因穷，而志终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

  恩爱夫妻，神仙伴侣，才子才女，志趣想投。写诗填词，醉心于金石书画，但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进书房，点一支蜡烛，燃尽即就寝。一边烹茶，一边比赛记忆力，茶斟于杯中，却是优胜者先饮。这里似乎没有男尊女卑，也不是夫唱妇随，而是平等而和谐。夫妻常常开怀大笑，以致茶杯倾覆怀中。那样的日子，他们过了十四年。就李清照而言，即二十四岁到三十八岁。李清照三十八岁那一年，赵明诚到外地做官去了。从此，她的诗中多了些离情别绪。

  更为不幸的是，四十四岁那年，他们不得不告别青州，跟朝廷南渡了。他们毕竟是大宋的子民，而且赵李两家都身居要职，他们的命运是与赵氏的国家绑在一起的。南渡前夕，看着满屋的金石书画。夫妻茫然无措，“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最后只能选贵重者带走。

  李清照与她的丈夫到底收藏了多少金石书画？从李清照的叙述看，他们“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一减再减，最后还装了十五马车！这十五马车跟他们一起到了建康。而留在青州家中的大小书柜，“用屋十余间”。

  他们走后，金人攻陷青州，十余屋金石书册，顿时化为灰烬。

  南渡第三年赵明诚去世，李清照手上还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两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什么是大家族的做派？逃难途中，所带器皿和被褥还能招待一百位客人。在青州安居之日，该随时准备接待多少亲朋？

  李清照携带的两万卷书和两千卷金石刻后来大多散失。最后她能做的，只是为寄托对丈夫的思念，为纪念自己与丈夫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赵明诚的《金石录》，并付诸印行，使之流传于世。

  李清照后来客死浙江金华。在晚年，她仍然常常思念青州，并且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州一杯土。”

  归来堂的欢声笑语，只能存在于她的记忆之中了。归来堂的文化空气，也必然要随着归来堂化为灰烬而飘散。它的主人未能再次归来，后人的纪念更不能接续历史。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再出现的悲剧。
 

附：想起富弼的一件事
 

  在我故乡青州做过父母宫的富弼，有许多事。我在《宋朝的青州》中曾经提到几件。文章写完，又想起一件，与青州无关，却很有意思，于是在此补写一段。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意思就是皇家，甚至就是皇帝本人，法国的路易十四因为说了一句“朕即国家”而遗臭万年，但这话实在不算他的原创，发明权应该在中国。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接受了这句话，司空见惯，无人质疑。英雄们当然有想法，但他们所想的，也不过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而不曾质疑过“朕即国家”的合法性，更没想过改变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子女玉帛，都是皇家所有；皇权至高无上，生杀予夺，全在他的兴趣和需要。这合法性由何而来？当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如果只讲这个道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拳头硬就是硬道理，就是合法性之所在，也就意味着别人同佯可以用拳头来争天下。打天下时的硬道理，到了坐天下的时候，就成了恐怖之所在，是不敢再向百姓宣传的。所以，理论家必须解决这个矛盾，使一切自圆其说。

  于是，他们想到了高高在上的“天”。皇帝是“天子”，他对国家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是“天”授予的。

  这样，那些未经上天授权的人们，就别惦记着争夺国家的事了。也正因为这样，那些揭竿而起的人，大都要或精巧或拙劣地编造一些“上天授权”的故事。

  能授予，自然能收回。所以，权力来自哪里，就受哪里制约。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天，当然不受百姓制约，却受上天制约。聪明的大臣与皇亲国戚一样，为了皇家的利益，不愿让皇帝为所欲为，而要想法管一管他。谁能管皇帝呢？他们同样想到了“天”，皇帝不是“天子”吗？“天”的儿子，“天”自然能管你。于是，他们把重大的灾变，如洪水、地震、蝗灾、瘟疫，都说成“上天示警”。这一招真的很灵，历代皇帝都不敢不信，每当灾情出现，就要赶紧焚香祈祷，下“罪己诏”，以求上天宽恕。

  宋神宗时，灾害又发生了。神宗照例祈祷、忏悔，反省自身。然而，这时朝中却出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告诉皇帝：灾害是自然现象，与圣上的行为无关。应该说，这是一个忠臣，是真正要维护皇帝权威的。

  富弼这时正做宰相，闻知此事就有点着急。他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他担心的是，如果皇帝听信此言，就敢于为所欲为了。思来想去，他决定给皇帝上书。这份上书长达数干言，费尽心机要让皇帝相信灾害的确是上天示警。(《宋史·列传第七十二》)

  富弼自己真信吗，恐怕未必。但他必须让皇帝信。否则，皇帝就真的“老和尚打伞”了。

  读史至此，我为富弼庆幸。他有幸生活在那样的年代，神宗虽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毕竟不曾因他“欺君”而砍了他的头。如果生活在唯物主义盛行的年代，如果神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富弼的命运就不会那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