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培深自幼受家庭熏陶，颇具书画天赋，他在早年青岛就读小学、中学时，在这方面已崭露才华，受到师长和同学们的称赞。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历尽坎坷。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土木建筑系。抗战胜利后，他随中国政府接收台湾，负责修筑港湾工作。

  1954年春，因久患严重风湿病关节变形，他携眷赴日本求医。其间，他负担着谋生与同病魔斗争的双重压力，侨居日本30年。病中潜心攻临碑帖，苦学不倦，钻研书画论述，浏览古今名迹，越苦越病，寄情书画的兴致就越发高昂。一本写生簿在手，信步随处勾涂；窗明几净，则潜心攻临碑帖。自汉魏以来诸家名帖如“虞恭公”“郑文公”“张猛龙”“张迁”，王羲之的行书和宋代三大家行草，均一一涉猎。中年以后，他上窥“钟鼎”“石鼓”，下览“圣教”“兰亭”之碑版摩崖，基础更加深厚，书法日臻提高。他在东京、大阪举办的几次书画展，轰动了整个日本。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中曾根康弘、干事长二阶堂进、藏相渡边美智雄、文相藤尾正行、农相大野明、众议院议长福田一等以及一些国会议员，都求他的墨宝悬挂在办公室内。中曾根获连任首相演说时，即站在寇先生题的榜书“协和时中”四个大字的横幅之下，由电视播映至全世界。当时，舆论界认为：在这样重要场合，日本首相居然选挂一位中国书画家的字，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因而纷纷电函寇先生致贺，于是他的名声大噪。

  1979年，寇培深应我国书画泰斗张大千之邀重返台湾定居，他的书画再次在台轰动，获台湾最高文艺奖。1983年，他携自画的巨幅红梅，赴美国华盛顿赠里根总统及美参、众两院。他的红梅展示于白宫之前，可称铁骨嶙峋，气势磅礴，令观者屏息，很多华人说：“这是从未见过的风格。这样的梅花才能代表国花啊！”

  寇培深的画从小未拜师专修，而是勤于铅笔和水彩的写生，有正确的透视与素描基础。抗战爆发时他在北京，日军进城的次日，他即赶往青岛，而后由青岛前往鲁中，再往上海，继而江、浙、赣、湘、粤、桂。当敌军窜扰衡阳，他又偕妻挤在大流亡的难民中，攀越桂黔山险，徒步到四川。对他而言，抗战八年的最大收获是遍历了华北、华中和西南的名山大川。祖国的秀丽景色，古迹风物，使他眼界大开。虽然沿途备受饥寒病魔之苦，险危迭至之惊，但他仍兴致勃勃地描摹写生，积累画稿。抗战胜利后，他由重庆顺江而下，于急湍中仍目不转睛地欣赏两岸的雄峡奇嶂，因而留下极深的印象。每想起这段往事，他都深感战乱逃亡岁月里，能越高山涉大川，获得难得的观察与写生机会，使他填补了辍研书画的空白，提高了创作能力。

  按他素描和速写的熟练，他应画人物；按他书法的修养，他应长于花卉写意。最初他在东京多次展出时，作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但缺乏专精。50岁后，他忽然对画梅若痴若迷，情有独钟。凡名山古刹，梅园梅林乃至盆景展览，只要有梅他便亲临观察，手写笔描。他在广集资料，研究古今名家时发现：自宋之杨补之、元之王冕、明之陈宪章、清之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罗聘等几代大家所画的梅，仍沿着“疏、淡、清、雅”的传统理念，把创作情趣放在圈花行枝方面，而不去表现本干的盘回诘屈，纵横交错，以及向背的光线变化等等。他要在不舍前人笔墨技法的同时，以本干为主，力求其坚实、茁壮、雄伟、苍老去支撑满树的密枝繁花。为了这一艺术追求，有时偶然遇到一株雄奇的老梅，他便绕树徘徊，流连忘返，仔细观察其态势与枝干的远近层次，明暗关系，捉摸如何表现出它的内涵与神来。为此，他会站到足冻手僵，腹鸣神倦，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寇先生爱梅的另一原因是他的性格。古人诗云：“画梅须同梅性情，画梅须有梅骨气。”寇培深追求执蓍，性格倔强，宁折不屈。他自幼瘦弱多病，大学四年时患肺结核咳血，当时在医药和营养两缺的大后方，患此病者生机极微，他几乎死在湖南郴州。旅日期间，初因长期服“克的松”破坏了胰脏，导致了糖尿病。又因十多年控制血糖，肾脏失去分解蛋白的功能，引发了眼底视网膜出血。这些并发症恶性循环，体力目力日衰，左眼失明，仅见微光，医生说右眼也难幸免。这时，适逢张大千先生由美国回中国台湾，电话中力促寇培深去台就医。寇先生返台后，在张大千先生的帮助下，趁国际上眼底权威为蒋经国先生施手术之便，同时安排给寇培深开刀。但是，如此医生陈容也没有挽救病情，手术后宣告视网膜脱落，左眼彻底失明。

  然而，寇培深并未因此气馁，他在博物馆的书画展一鸣惊人，轰动台湾，他当时所临摹的全碑二十几种，便是在左盲右矇的目力下完成的。他连获侨务委员会、文化复兴委员会大奖和最高书法奖，今在台湾只有他一人。但他未因此而稍露矜色，仍遵照医嘱，息神敛性，谢绝一切外务活动，隐居于郊外，过着淡泊宁静的读书写字生活。转年冬寒，他忽发写梅之兴，登台南梅岭之巅，去摹写一株十丈长的卧梅奇姿。不料，正动笔间，右眼底突然出血不止，眼前一片黑暗。幸亏同去的学生采取应急措施，救回台北荣总病院。住院百日，病情不见进步，后采用镭射疗法两千余次，焊住眼底700多个微血管伤口，视力渐渐恢复到能辨认门窗轮廓。出院一年之后，复又重振画笔。在“国家画廊”展出他的梅花。

  寇培深多年身寄异邦，热爱祖国，心系家园，他的书画作品落款，多署“青州寇培深”。他见战后日本发展迅速，因而盼望祖国尽快振兴起来。他把许多复杂难言的情绪都凝聚在画梅之中，他真正理解了梅性、梅情、梅志、梅格，千姿百态，气势磅礴，画出了中国的国魂。张大千先生称他的书画为“天下一品”。

  寇培深晚年谢绝社交，深居简出，在台湾自办了《中国书画苑》。他自任教席，亲自传授光大中国的书画艺术，弟子逾千人，在台颇有影响。教学中他采用电脑录音设备、示范分析笔法结构，效果奇佳。学生中有大学教授讲师、博士研究生及美专师长出身的画家和一些退役军政人员，蒋纬国等也多次参加听课。

  1988年9月，中国书画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寇培深书画展》，展出其精品70余幅。这是该院第一次举办台湾画家的画展。首都文化界领导及著名人士朱穆之、王济夫、刘勃舒等出席了开幕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团结报》等分别发表了消息和评论文章。  （李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