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营丘的所在，历来众说纷纭，一说为昌乐县东南五十里的营邱村，一说为临淄区齐都镇齐都村北的故城遗址，一说在淄博的高青县陈庄，一说在青州市何官镇的臧台附近，还有一说在寿光市呙宋台。各种说法的依据，要么是所谓的考古实证，要么是史章典籍。

  各地对营丘故地的争抢，大多无非是出于对名誉和利益的追求。考古实证，应该与记载相吻合，才更有说服力。而对于史章典籍的解读，一直以来，似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点儿欠严谨。

  造成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惜墨如金，他对于太公就国的记述，似乎过于简练；也或许当时，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从此之后，便众说纷纭了2000多年。

  既然，纷争是从太史公产生的，那么，在他以后的、所谓的史料记载，当不足信也。

  下面，就请耐心地听我们给你逐一剖析，看各种争论是否正确。

  如果非要把昌乐县营邱村一带的古城遗址，说成是古营丘的所在，未免实在有点牵强。一方面，“营邱村一带的古城遗址是姜太公的营丘城”的说法，只见于传说，未见于可靠的史料；另一方面，至今尚无考古实物的验证。但称其为缘陵或营陵故城的话，那倒应该是铁的事实。

  缘陵在今昌乐县东南。学术界对缘陵的地望似无异议。

  从昌乐营邱古城发现的历史遗迹来看，这一古城遗址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历史的记载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

  《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北海郡有营陵。臣瓒曰：“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左传·僖公十四年》记载：“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管子》中的《大匡》以及《霸形》两篇都说，由于“宋伐杞”，因而齐“桓公筑缘陵以封之”。

  “陵”，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释为：“大也。釋地，毛傳皆曰。大阜曰陵。釋名曰。陵，隆也。體隆高也。……”

  从以上的确切史料来看，春秋时代以前，今昌乐县城东南并无缘陵这个地方，更无营丘的所在。缘陵，实际上是齐桓公称霸诸侯时，因为宋国攻伐杞国，致使杞国国君无处安身，齐桓公为扶助遇难流亡的“小弟”杞国，而为它建筑的国都或者是国都的基座罢了。古代的帝王建立宫殿必起于高台，以显其上达于天，让平民仰视，借以增其威严，巩固其统治地位。

  假如缘陵真的是姜尚受封时的国都营丘的所在，其毕竟曾经是齐国的旧都，作为姜尚的后裔，哪有把自己祖上的旧都，把自己祖上的发迹之地、风水宝地，拱手相让于外人的道理？

  《左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因左丘明生活的时代是在春秋的末年，所以他对“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的记载年代，或许不太准确，但是鲁(国)“僖公”和齐桓公是同时代的，《左传》中的“僖公十四年”，就是鲁僖公十四年。

  而《管子》的作者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是齐桓公的齐相，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也就是说，管仲才是齐“桓公筑缘陵以封之”的亲历者。因此，管仲的言辞最有说服力。

  而且，左丘明在《左传·僖公十四年》中所记的“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诸侯国(在齐桓公的号召下)一起在缘陵所在的地方建造了个城池，命名为缘陵，然后把杞国安置了”。

  据史料记载，周襄王六年(前646年)杞成公避淮夷，由淳于城(今坊子区黄旗堡镇杞城村)迁都缘陵；至周灵王二十七年(前545年)杞文公复都淳于城：缘陵为杞国国都历时102年。这是对《管子》所记齐“桓公筑缘陵以封之”的有力证明。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在此地设置杞州，正是因为缘陵曾经是杞国国都的缘故。

  缘陵，之所以在后来又被称为营陵，或许，就是因了这“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中“筑”字的缘故吧。

  “营”，许慎在其『說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市居也。从宮，熒省聲。余傾切文二。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对“营”字的解释如下：

  帀居也。……帀居謂圍繞而居，如市營曰闤，軍壘曰營皆是也。……崔豹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闠。孫氏星衍曰：營闤音近，……。諸葛孔明表云：營中之事。謂軍壘也。引伸之爲經營，營治。凡有所規度皆謂之營。……余傾切。十一部。

  可见，在古汉语中，“营”就有“经营、营治”，也就是“营造”之意。

  汉高祖，在其十一年(公元前195年)，封从兄将军刘泽为营陵侯。从此以后，缘陵改称营陵，营陵侯国属齐国临淄郡或胶西郡。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二月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营陵侯国改为营陵县。这缘陵到营陵的转化，可能就是因为“筑”与“营”含义相同的缘故。

  而这营陵县的设置，恰恰为古营丘归属地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而曾当过营陵令的东汉学者应劭，为《汉书·地理志》“营陵”条所做的注是：“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这一注解，对于昌乐的营丘即是古营丘之说，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或许就是受了应劭的蒙蔽，隋朝在开皇十六年(596年)，干脆就在营陵县的旧地设置了营丘县，将其归属新置的潍州府管辖。

  由此可知，这昌乐县的营丘只是对古营丘的附会。至于现在昌乐县营丘古城地界上，与古齐国相关的所谓的太公庙、太公墓等实证，只不过是后来好事的先人刻意为之罢了。

  营丘，作为地名，从现存史料看，最早出现在孔子及其弟子所做的《礼记》。《礼记·檀弓》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返)葬于周。”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太公望东封于齐，……至于营丘”。

  《吕氏春秋·卷二十》记载，“昔太公望封于营丘”。

  《史记》之《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史公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年代，远远晚于以上各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太史公口中的“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是来自于《礼记》、《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之说，或者受其影响。

  而历史上，人们公认的是，齐得名于齐侯国，而齐侯国的得名来源于天齐渊。也就是说，先有天齐渊，后有齐侯国，再后才有齐地一说。

  当初“封于营丘”、“封于齐，……至于营丘”、“封于营丘”、“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之时，有没有齐地、齐国这样的称谓，也不一定。因此，在《史记·周本纪》中，太史公又用了一个与上边不同的说法——“封尚父于营丘，曰齐”。我们在《史记》中，经常见到太史公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的记述。

  那么，当时，究竟有没有营丘这个地名，也就很是值得质疑了。

  《尔雅》，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其《释丘》部曰：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

  昌乐人把缘陵定为古营丘，而临淄人把他们的阚家寨村以东、东古城村以南地界，界定为古营丘，都拿出了《尔雅》的《释丘》做依据。因为昌乐营丘的左侧(即东侧)是白浪河，临淄的营丘的左侧是淄河。

  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界定古营丘的具体所在，恰恰是他们附会古营丘就是“营丘”的借口。

  汉代以后的朝代，依据“水出其左叫作营丘”这一注解，曾妄自命名过多个营丘郡县名。如，前燕将地处大凌河西的今辽宁义县一带，命名为营丘郡；隋唐将地处白浪河西的今山东昌乐县一带，命名为营丘县；辽代将地处大凌河西的今辽宁北票市桃花吐一带，命名为营丘县。这几处“营丘”，不过是“水出其左”，与周初姜太公所受封的“营丘”又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要想确定古营丘的位置，就有必要确定一下当初齐国的边界。那么，太公吕尚受封齐侯东往就国之时，齐国的东部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这一问题，在史书中虽无明确记载，但从专家的考证结论和推理，完全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答案。

  据王献堂、周昌富、迟克俭等多位专家考证，商周之际的莱国，其统治中心在弥河上游，势力范围北接纪国，西达淄河，国都大体在今昌乐、临朐、青州一带。

  这是大家认可的结论。王、周、迟三位专家的结论正好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吕望东征。……逐莱人地入于齐”。《竹书纪年》是说，太公东征，把莱国人打跑了，把其部分国土纳入了后来自己齐国的版图。

  不要忘了，古代国与国之间纷争划定边界，凭借的是实力，但是更得依靠天险！

  太公赶走莱国人后，齐国的东部边界绝对不可能是在淄河上。因为，齐国因之以名的天齐渊，是在淄河的东岸。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东部边界是，也只能是天堑弥河。因为，齐国不可能用尚处于敌国统治下的天齐渊这一地名，作为确定自己国名的依据。更因为，太公把本属于莱人的部分疆域纳入齐国版图的同时，莱国并未被灭国，而且弥河以东，在莱国以北，同时还存在着侯国纪国。也就是说，在太公就国之时，其国境以东，同时存在着两个侯国——南莱，北纪。

  那么《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载的“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中的“营丘边莱”一说中的“营丘”，就肯定不可能是齐国天齐渊附近的地域了。

  假如营丘就是在现在临淄区所认定的古城村南、阚家寨东的位置，此地在淄河以西，离天齐渊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6.5公里，而离弥河最近处的直线距离达32公里。

  初封的齐国究竟有多大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孟子·告子》载，“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也。”从所能见到的《史记》及以前的史料记载来看，姜太公在封营丘之初，齐国的疆域应该是“方百里”。

  周代的里小于现今的华里，约合今415.8米。这样折算下来，临淄人所认定的“营丘”，离弥河(也就是莱国边界)至少在77里以上。那么从推论上讲，它正处于齐的腹地，这又怎么能叫作“边莱”呢？

  高青在淄河以西54余公里之外，因此，古营丘在高青县之说，也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了。

  虽然高青县陈庄村西周故城遗址上也出土了高规格的墓葬，但这不足以说明它就是古营丘的所在。一方面，它不是“边莱”；另一方面，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引用的是《高苑县志》的记载“周成王东征时，封其舅父于狄”，说“周成王的舅父是谁？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而周武王的岳父，正是姜太公。周成王的舅父，指的正是姜太公之子”，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有史料为证”。且不说，《高苑县志》成书于康熙11年，年代太晚，实在不足以为信，即使“周成王东征时，封其舅父于狄”一句能见于早于《史记》或者以前的确切记载，那也不行；这人存在明显的思维逻辑混乱问题。他是在说，周成王封姜太公的儿子在这里，这与姜太公受封有何相关？难道姜太公的儿子被封在了高青县，那姜太公也就必定被封在了高青县了？难道姜太公就只有一个儿子？假如姜太公只有一个儿子，那他也应该在他老爹的封国沿袭封号的呀！难不成是周成王精神错乱，又乱封一气了？

  从这“边莱”上看，古营丘的所在应该只在青州境内而且是弥河西岸才是。

  《竹书纪年》记载：姜太公受封时，西周初定，未能顾及到远方，特别是山东一带地处偏远，又有亲商敌周的东夷莱人在此作乱，周武王认为“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这与《史记》的记载一致。

  文韬武略的姜太公，到东方“代天子以守国门”，镇压对周天子还不太折服的东夷诸侯国。以姜太公的神力与胆识，把自己的国都(哪怕是临时的)设置在莱国、纪国的西侧，界河以西，威慑莱、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跨越弥河将其吞并，是完全有可能的。

            《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又记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从以上来看，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古营丘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古代“重镇”，是诸侯必争之地，是一个战略要地，最起码也应该是驻兵之地。当初太公吕尚到达古营丘之时，并无将其作为永久的国都之意，只是后来“征伐，为大国”，才“都营丘”了。

  也正是因为营丘是个“重镇”，甚至是座古城，周武王才能指城封国，“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史记·周本纪》)了。

  在临淄人所认定的古营丘位置上，分布着东西两个遗址，东边是韩信岭，西边是营丘故城遗址(也有人认为韩信岭是在古营丘旧址又营建的)。

  韩信岭，也叫韩信宅，高出东北方向河崖头村的农田4米(虽有人说是7米，经实地目测，远远不到)，四面有三层台阶，最底层东西边长约350米，东西长约200米。经钻探试发掘，发现其文化堆积层厚度一般3—4米，往往有4至5层堆积，是西周晚期、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文化遗存，是齐临淄最老的故城内文化堆积最早、最厚、最复杂的地方。

  阚家寨村一参与村志编写的阚姓老人介绍说，前些年他们村有一位在中科院工作的老乡，曾经在阚家寨村以东、韩信宅及以西、东古城村以南，主持过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和仪器探测，发现这里的文化层堆积很厚，浅的地方离表面不足1米，深的地方离表面3—4米，确定为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遗存。

  但是，可惜的是，至今未发现齐献公以前的任何考古实物例证，更没发现商代文化遗存。另外，从其堆积层的深度上，也足以排除掉此地就是古营丘的说法。

  西周的文化层，必定在已发现的文化层的最下面。该文化层是城市居民的生化文化遗存，又不是墓葬，倘若去掉其上面的3—4米后，西周文化层所在的层面，高出周围地表的高度太小，有的甚至是在周围地表之下，这样的话，这里最早的生化文化遗存所在的层面，也就不足以称之为丘了。因此，这临淄故城的“营丘”，最大可能是齐献公始筑，历经其后历代(包括汉朝齐王韩信)的修筑而成的。

  再来看一下“臧台说”。

  青州市何官镇政府驻地西南2华里的地方，被定为臧台遗址。经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1200米，文化层厚达3米以上，以商周文化为主，并含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人工夯筑的台基中，发现有战国和汉代的文化遗物，在台基部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罐、商周时期的鬲足、盔形器等文物。

  假如在台表面以下不深的地方发现商周的文化遗存，还有可能说明这个台与商周人的活动有关，但是，别忘了，是在人工夯筑的台基部发现的战国和汉代的文化遗物，在最底部发现有商周的文物。另外，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数千年中盗墓贼的“考古”作用。全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古墓，都是因为他们才得以考订的。而这臧台遗址内，并未发现有大型的高规格的商周墓葬。这就足以说明，这臧台绝非是西周初期营丘的所在了，它只能是周朝或以后的产物。

  当地人也把这个台称作臧公台，但是，却说不清是哪一位臧公。

  清光绪《益都县图志》和《寿光县志》记载：“臧台因鲁国大夫臧武仲重修此台而得名”。

  臧武仲，生卒年代不详(其父臧文仲？—公元前617年)，即臧孙纥，又称臧孙、臧纥，谥“武”，臧文仲之孙，臧宣叔之子。鲁国大夫，曾任司寇，《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孟孙恶臧孙……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臧纥致防而奔齐”，入齐后的第33年仍然活跃在齐国的政治舞台上。齐国君看好臧武仲大夫的治国之才，令其政令一方，训练兵马，垦荒屯田，那是绝对可能的。

  因此，《益都县图志》和《寿光县志》的结论是可以采信的。臧台，是臧武仲公的作为，甚至可能会是其初为，以后历代又有所增修的。

  臧台遗址明显不是古营丘。

  但是，在青州境内，“边莱”一带，确实有一个处在高地或者丘岭之上的、且有商周文化遗存的地段。它，就是苏埠屯。

  苏埠屯遗址，地处一高地之上，位于弥河的西岸。该高地原为一个大埠，解放后修东西路时被分为南北两个埠。根据实地走访发现，苏埠屯这个埠，东西宽至少有550—600米(从今年台风“温比亚”造成的积涝范围，很容易界定)，南北长至少在1000—1200米(这里的地势南高北低，但是可以凭老人记忆中埠南埠北的古道来加以界定南北两界)，其面积在55—72万平方米左右或者更大。而这仅仅是苏埠屯埠岭的面积。在这样大的丘陵之上，建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险可据的城池，是完全可能的。

  苏埠屯南埠头现在已基本被削为平地，而它在八十多岁老人记忆中，南北是一般高的。北埠头最高点现在至少高出路面四至五米，就现在的北埠头而言，它也不一定就是原先的高度。也就是说，其上的城池遗存，可能在近三千的历史中，被取土揭掉了。

  在已经勘探认定的早商时期的大型都邑中，贵族墓葬多在城内，例如，偃师商城，贵族墓葬多集中在城墙或城门内侧；郑州商城的早商墓葬则分布内城与外城之间；垣曲商城内有的墓葬使用了殉人，明显是贵族墓；黄陂盘龙城内也有贵族墓葬区。

  所以，虽然至今为止，尚未在苏埠屯遗址上发现古城墙、古宫殿遗址，但是，把它定性为商代城池是完全可以的。

  从地望上来讲，这里绝对是个风水宝地。它，在弥河的西岸。弥河，在苏埠屯南偏东15度的方向约1.7公里的地方，折向东北流去，然后又在苏埠屯正东偏南5度方向，折向北偏东10度方向。也就是说，苏埠屯故城遗址，恰恰处在由弥河河道所形成的一张巨弓的扳指位置。这正好是一张拉满弦的弓，正蓄势待发。从堪舆学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个称雄称王的绝佳之处。

  如果苏埠屯就是古营丘，那么，它不仅契合了《尔雅·释丘》对营丘河水出其左的定义；另一方面，它又“边莱”；再一方面，苏埠屯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商代末期和西周早期的遗址。商代遗址的发现，说明太公就国之时，这里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池”，有力地证明了“指城封国”的定论，也足以说明“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的原因。再者，苏埠屯的位置，也能够契合古代君王对堪舆的高度重视。

  大家可千万别轻视了堪舆学对夏、商、周以及历代帝王定都选址的影响。

  姜太公会堪舆术吗？

  对此虽没有可考的史料可据，但是，在《尚书》中，有“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的记载。周天子如此，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侯王的姜太公立国定都之时，也是一定经过了堪舆的论证的。

  后来，齐献公迁都后的新址，以及田齐代姜齐后的都城，都处在淄河形成的弓拉满弦后的扳指位置上。不过，田齐的弓更大。田齐的都城在齐献公都城的西南方向，而齐献公的新都往北，正处在淄河形成的反弓的弓背上，不吉利。难道这只是巧合？

  另外，如果苏埠屯就是古营丘，它还能够完美地诠释“营丘”的另外含义。

  根据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对“营”字的解释，我们可以把“营丘”解释成“围绕而居”的丘，也就是“其上建有城池的丘”；亦或者是“军垒之丘”，也就是一个“有军队驻扎的丘”；亦或者是营造的丘。

  根据实地走访发现，该埠岭西侧苏埠屯村民居的最西边沿和埠岭东侧刘辛庄村南北主大街，应该就是当年这一城池东西“护城河”的所在。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两个村庄今年台风造成内涝积水的最深处。而且，苏埠屯这个埠有明显的土筑痕迹。

  苏埠屯应该就是古营丘的所在。早在2005年，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在其《齐国始封地考——山东苏埠屯遗址的性质》(蓝秋霞 译)一文中，也持有相同的论断。

  苏埠屯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玉器、陶器、车马器等。其陶器器物类型，有的明显是商式，有的则明显带有周朝的特征。很多青铜礼器与兵器也属于“周式”遗物。学者们经过与我国其它各地出土的商周器物，进行比对研究发现，很多器物明显是属于商末至西周早期的遗物。车马器也明显属于商灭之后西周的风格。

  出土的被认定为商式的器物，几乎都是精美制作，而很多被认定为周式的器物，不乏“粗制滥造”之嫌。从苏埠屯遗址的商代“亚字形墓葬”，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与商朝的王侯级贵族联系到一起。而“粗制滥造”的周式器物，也足以说明，它们不应该是王侯级的礼制。

  据《礼记》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这正是临淄周围以及青州境内，缺失齐献公以前历代齐王的陵墓的原因所在，也正是苏埠屯西周遗物规格不够高的根本原因了。

  讲到这里，苏埠屯遗址即是古营丘的结论，应该是很难撼动的了。

  那临淄的营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还是回到《史记》中看一下吧。

  《史记》记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

  此记载向我们透漏的信息是：

  齐国，在齐哀公时期，不受周天子的待见，纪侯向周天子进谗言诬陷哀公，周天子把齐哀公烹杀了，并立哀公的异母弟吕静为齐侯。这就是齐胡公。因为齐国在周天子面前失势，也因为齐国国力的衰退，继位的齐胡公对仇国纪国无可奈何，更惧怕莱国、纪国来犯，灭了自己的宗庙社稷，不得已采取回避策略，将都城从“边莱”的营丘，向西北迁至近60多公里以外的、安全的齐国内地薄姑(今博兴县柳桥镇)。而面对“国内外”形势，素有胆识、谋略的吕山(齐哀公的同母小弟弟)，怨恨胡公的无所作为和逃跑主义，当然更为了争夺权力，带领自己在营丘的亲信长途奔袭，到薄姑杀死了齐胡公并自立，这就是齐献公。齐献公一上位，在其元年，立刻驱逐了齐胡公各个儿子，并把都城迁到了现今临淄阚家寨东-东古城村南一带。

  对于这一事件，《史记》以后，很多史料，包括临淄政府所立的“营丘故城遗址”碑文，都说“齐献公徙离薄姑，复都营丘，更名临淄”。

  这一说法是有明显的漏洞的。

  假如齐献公是在原来的营丘复的都，他为什么要抛弃得国祚时的初始称谓，而改称它名呢？这明显不合历史上的惯常做法，有悖于人之常情，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商部族继夏朝之后建立“商朝”；周部族继商朝之后建立“周朝”；秦人统一中国建立“秦朝”；汉王刘邦建立“汉朝”，等等等等。历代帝王都把这种名称的延续看作是上天的旨意，以此强化自己君权的合法性，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连偏安南方的南宋王朝，还在今福建省设了个它所魂牵梦绕的“青州”。

  尤其是夏商时代，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就是邦国与城的名称，迁国、迁都必须要带上原来的国名、都城名，是祖根的记忆、延续，这是古代人的信仰与习俗，不能忘了祖根。

  西周初期的姜齐也不能例外。

  所以，临淄的营丘，要么是齐国人在临淄筑丘建都后，把新都叫做“营丘”，以作怀念；要么就是后人，因其在淄河以西，而做的附会之名。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前者。严谨的太史公记作“徙薄姑都，治临菑”。他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是“把国都从薄姑迁走，改治所在临淄”，而不是“返回营丘，改都名为临淄”。

  恰恰可能是齐献公怀念太公的伟业，才在定都临淄以后，把新都又称作营丘，营丘只是个别名。另外，太史公著述《史记》之时，临淄城，即现在的齐都村，并非齐献公迁都而建的新都临淄(今天所谓的“营丘”)。田姓齐国，在代替姜姓齐国以后，在齐献公的都城以南，又重建了个国都临淄，即现在的齐都村，也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传统意义上的古临淄城。

  可能正是因为齐献公及其以后的姜齐，在各种典籍档案和对外文书中，从不用营丘称呼自己的国都，以至于渐渐地，后人忘记了这个名称，到太史公著作《史记》时，他也就仅记作“徙薄姑都，治临菑”，而没提营丘什么事了。

  这样一来，一国之内有两个营丘是不行的，尤其是有一个地方竟然与“现国都”重名，那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原营丘的所在，就改成了别的名字--苏埠屯。

  苏埠屯的得名，也或许来自另外一种可能。

  周成王使召康公命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穆陵”，即现在临朐的穆陵关。所以，至太公末年，现在的青州一带应该肯定早已经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齐献公长途奔袭杀死齐胡公后，把他葬在了青州城西尧王山东北方向1000米的位置上。其墓现存封土南北长56米，东西宽40米，高约15米，红、黄土相间夯筑，层厚10厘米左右。

  郦道元《水经注·谷水篇》有记载：“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齐胡公是姜太公五世孙无疑，这里记作“六世孙”，究竟是原棺有误，还是因在位第六代而误，也不得而知。因为，齐胡公是被献公所弑杀，所以，齐献公虽安葬了齐胡公却不可能是厚葬，“得桐棺……言‘齐……胡公之棺’也”也就不足为疑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来说一下高青县陈庄的齐国遗址。该遗址规模不大，城东南有祭坛，祭坛北有大片墓地，发现有卜甲、卜骨、铜器、陶器。出土的卜甲上有卜辞。青铜器有铭文，有人把它释读为“丰般作文祖甲齐公尊彝”。有人考据卜甲  ，认为其卜辞  可解释为：齐公、六公。并据此认定这里是曾经的薄姑故城。

  这一点是可以推翻的。齐献公弑杀齐胡公后，不可能厚葬他，这是其一；其二，这个“齐胡公墓”不可能是齐献公所作，他不可能让人去铸造带有“丰般作文祖甲齐公尊彝”的青铜器，并把它陪葬进齐胡公之墓中的；其三，齐献公一就位就驱逐了齐胡公的各个儿子，已经被驱离了薄姑城的他们，更不可能在薄姑城为其父筑造陵墓。

  综上所述，假如陈庄古墓确实是齐胡公墓，那也只能是他那被逐的儿子，在都城薄姑以外的其它地方所为的。

  青州有齐胡公墓，见于《水经注》之《淄水》的记载，“西望胡公陵，孙畅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铜棺隶书处”。但是，有人据“铜棺隶书”四字认为，这不可能是真正的齐胡公墓，因为隶书创制于秦末。这一结论，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就像仓颉造字一样，仓颉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把古汉字进行了进一步地创制和规范，隶书的出现肯定远远早于秦末，这铜棺隶书究竟是不是秦隶不得而知。而郦道元本人在《水经注》之《谷水》中曾经有言，“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

  不知何故，郦道元在《谷水》篇中用的是“桐棺”，而在《淄水》篇中用的是“铜棺”。或许，郦道元本人对此事就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究竟是“桐棺”，还是“铜棺”，单就这一大墓的封土规模，以及《史记》的记载，“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和“(武公)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来看，青州的齐胡公墓不可能是齐胡公的后人所为，应当是齐献公所为无疑。

  青州齐胡公墓的存在，无疑证明，最起码齐哀公至齐献公时代，现青州城一带，是齐国的地盘。

  而纪侯在周天子面前进谗言的结果，不应该仅仅是周天子烹杀了齐哀公这么简单。最大的可能是，当时的齐国强大无比，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周天子的权威，周天子借题发挥，杀一儆百，烹杀了齐哀公，封了一个傀儡，也就是他所信赖的齐胡公，作了齐国国君，另外，还把齐国的一部分疆域，很可能是最为富庶的那一部分或某些部分，赏给了有“功”的纪国，同时也就削弱了齐国的实力。

  周天子“裂齐国疆域与纪”，虽不见于史籍，但从后来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合理的印证。

  齐献公以后至齐襄公历代齐国国君，除齐厉公昏聩外，都还算作是有为的国君。经过170年的不断努力，齐国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终于，公元前693年，齐国军队驱走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居民，占有三邑土地。公元前691年，纪国分裂。纪侯之弟纪季以纪国的酅地投降齐国，做了齐国的附庸。公元前690年，齐国军队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纪季，出国逃亡。原今天寿光地面上的纪国随亡。

  鄑邑故城，位于今昌邑市龙池镇利渔村东南方约2000米处；郱邑故城，即盘阳城，在今临朐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东西盘阳一带；郚邑故城，位于今安丘县红沙沟镇李家西郚村东北。

  可以肯定的是，现昌乐县城至郱邑故城、郚邑故城一带，在太公就国之时本来是莱国的地盘，也很可能，在姜太公奉命征伐，也就是在“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之时，已经归入齐国。因此，这一带很有可能在齐哀公被烹杀之后又被纪国夺取了，也或者就是周天子给销掉的。

  酅邑故城，在今临淄皇城镇的石槽村。

  从郱邑和郚邑归属的变化上，也完全可以认为，酅邑也是在齐哀公被烹杀之后被分裂出去的。因为，姜太公“逐莱人地入于齐”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北部有纪国势力的存在。

  这样，对“古营丘”改为“苏埠屯”，也就更好解释了。

  齐哀公被烹杀，齐胡公被迫迁都，因为此时的“古营丘”，要么已经归属了纪国，所以纪国用了不同于敌国旧称的新名；要么它还处在纪国的夹缝之中，但是因为后来有了新的营丘，古营丘也就改成了“苏埠屯”。

  那为什么叫“苏埠屯”呢？

  其实，苏埠屯本应该记作“苏阜屯”。

  “埠”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为“埠頭，水瀕也。又籠貨物積販商泊之所。”而“阜”，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释为：“大陸也……大陸曰阜……高平曰陸。謂土地豐正名爲陸。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阜冣大名爲陵。引申之爲凡厚、凡大、凡多之稱。秦風傳曰。阜、大也。鄭風傳曰。阜、盛也。國語注曰。阜、厚也。皆由土山高厚演之。山無石者。象形。……釋名曰。土山曰阜。象形者、象土山高大而上平。”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便用“埠”代替了“阜”。在苏埠屯周边，因为地处高地之上或者高地附近，而被称之为“××埠”的村庄，还有很多，如青州市的口埠、高家埠、马埠，寿光市的韩家埠、高家埠、国家埠、拉塔埠、钱埠、东西中三埠头、黄埠、汤家埠、张家埠子，昌乐县的李家埠头、张家埠头、付家埠头，等等。

  以上各村，大都在村名前冠以在此定居立村时的先民姓氏。因此，苏阜屯也好，苏埠屯也罢，其得名，应该与这里的名人或者居住者的姓氏等有关。然而，奇怪的很，该村陈姓为明代前土著，其余姓氏多为明初迁来，却唯独没有苏姓。

  《青州市地名志》是一部力求严谨的地方志书，它的记述是：“商代已是居民点。商墓群所在的土埠为古代屯兵处，旧志称之为苏秦墓，村因得名”。

  但是这“苏秦墓，村因得名”也实在经不起推敲。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生活的年代连春秋都不是，更不是西周早期，他怎么能穿越700多年，回到商朝时代呢？

  这苏秦墓未见于任何正式的史籍记载，康熙《益都县志》实则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康熙年间已知的、存在于苏埠屯埠岭之上的古墓，坊间传说是“苏秦墓”。

  所以，苏埠屯的得名，应该与苏秦没有任何的关系。苏埠屯的商墓和西周墓葬与苏秦更无任何关系。很可能是先有“苏埠屯”这个称谓，尔后才有的“苏秦墓”的附会之说。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说青州市的“廉颇村”。

  廉颇村，俗名“luànpò”，又名“连坡”，大约一百年前改为“廉颇”。廉颇村的村志也是这样记载的。经过考证，廉颇村在古代是一个泊连泊、湾连湾的水草丰美之地，地处古马兰军马场一带，因此得了两个名字：连泊、兰泊。“兰泊”当为“马兰泊”的简称。而“兰”在古汉语中读作“luan”，音同“乱”，故俗称“luànpò”。“连泊”音同“连坡”，因村西北有一不知墓主的丘冢，廉坡村先民们就把“连坡”附会成了名将“廉颇”。

  同样，苏埠屯也是附会者言，是古人不知其得名的原委，只是为了名人效应，而把它与曾经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生拉硬拽到一起来的。

  在苏埠屯发掘的M1号墓中出土的青铜钺上，有一个铭文  M1号墓，即“亚字形墓葬”，是大型的商代奴隶主墓葬，是侯王级别。M1出土的青铜钺，以及M7出土的许多青铜礼器上，都有这个铭文。很显然这个铭文归属于一个氏族，而不是哪一个贵族。

   的外围是个“亚”字，而内里的字在先前的考古研究中被定论为“醜”字，因而，这个商朝墓葬被定名为薄姑氏亚丑族墓葬。从此，中国学术界认为，在古代中国的东方，存在有一个部落方国，叫作亚丑。

  然而，我们在《亚丑部落之疑》一文中已论证过，并得到了一些历史文化研究人员的认同，这个铭文当作“苏”解，“苏”氏就是商代居住于此的部落方国。

  如果说苏秦与苏埠屯有什么联系的话，倒是或许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之《苏秦列传》中记载：秦详(即“佯装”之意)为得罪于燕王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齐宣王卒，湣王即位，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燕易王卒，燕哙立为王。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于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

  苏秦到齐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齐国，然而齐湣王对此浑然不知，为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苏秦报了仇，并安葬了苏秦。苏秦是东周洛阳人，齐湣王不能把他葬在洛阳，那就把他葬在商代苏侯的墓地里了。

  这可能就是人们坚信苏埠屯大埠上有苏秦墓的原因。

  如果这样的话，也就能解释苏埠屯一带，至少另外还有两个苏秦疑冢的疑问。

  自古以来，戴楼村人就有传说，其村南大墓是苏秦疑冢，但实际却为东汉古墓；而戴楼村和边线王村都有人称，在口埠村的大埠岭一带也有苏秦疑冢，但是，口埠村的疑冢，已经发掘，并证实其为西汉武帝时期的朐中刺史墓(详见拙作《朐中刺史墓的几点疑问》)。

  但是，与齐文化研究中心的姜健主任交流时，他与我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传说中的疑冢很有可能存在，很可能是，苏侯国的后人在此为苏秦建了几个衣冠冢，当然这衣冠冢也不一定很大。但是，慢慢地，后人便把他人的墓当作了原来苏秦的衣冠冢。

  从以上可能性的推论上讲，我们更可以坚信一点，齐献公迁都临淄，在内部把新都称作营丘之后，原营丘被迫改称，就因为这里曾经是苏侯(国)的地望，那就把它叫作“苏埠屯”吧。苏埠屯，青州人又称其为苏屯、苏家埠子。

  按理说，这么大的一个古代方国都城的名字，即使不能传承至今，也应该有所传说，就像青州境内及其附近的臧台、纪台、桓公台、韩信宅等等。唯独这一都城遗址，却用一个“屯”来命名，这是深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原名营丘，被迫改名，因当时这个埠岭上仍然屯扎着军队，这个岭又是苏侯的故城，所以就叫作“苏埠屯”了。

  实地走访，我们发现，苏埠屯这个村就正好建在整个苏埠岭的西坡上。也就是说这个“兵营”是在古城池里边的。这又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于苏埠屯名称的由来的判断。

  在历史的长河中，地名可能更改，也会产生“漂移”，但是，世代传说下来的地名，尽管会有不同的演绎，但往往也有一定的依据，这需要我们去合理地进行解读。

  讲到这里，再来看“寿光市呙宋台说”，那就更不可能了。

  《水经注》云：巨洋水又东北径剧县故城西，古纪国也……巨洋又东北径龙骧将军、幽州刺史辟闾浑墓东，而东北流。墓侧有一坟，甚高大，时人咸谓之为马陵，而不知谁之丘垄也。

  公元384年，东晋曾任平原太守的辟闾浑，以幽州刺史镇广固，399年被南燕慕容德手下追杀而亡。郦道元约公元484—488年随担任青州刺史的父亲在青州居住生活，此时距辟闾浑死后不到90年，鉴于郦道元做学问的严谨性，《水经注》中对辟闾浑墓的定位，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在巨洋水的描述中所提到的剧县故城，就是寿光市的纪台。从对河流的流向描述上，完全可以判断，纪台村正北、弥河西北岸的钓鱼台村的古墓，是辟闾浑墓。

  实地走访时，钓鱼台村人告知，孙氏先祖，于明初从陕西省洪洞县迁来建村，大约明中晚期以后，出于对风水说的迷信，在现在村子东北角100多米的弥河故道西岸高台之上，建了一座庙宇，并立了一尊面朝东南的姜太公钓鱼塑像，村子从此得名钓鱼台村。村民们一直世代相传，辟闾浑墓，在古钓鱼台台址的西南方向约一百米的位置，也就是在东西大街的东段刚一进村的北侧，上世纪60年代被彻底整平。村东紧邻的荷花湾，是用钓鱼台的土，填埋原来的弥河故道而建造的。

  弥河故道，清晰可辨，从钓鱼台村村南绕东南角向北，在辟闾浑墓东侧向东北流去。这与《水经注》的记载完全吻合。

  根据《水经注》的描述推测，这一墓侧的、甚是高大的、不知墓主的高坟，就应该在辟闾浑墓的东侧、或者北侧、或者东北侧。实地走访发现，辟闾浑墓侧的甚是高大的坟的位置，只有一种可能，它就是钓鱼台古庙所在的高地，它恰恰就在辟闾浑墓的东北方向上紧紧相邻，弥河故道就是在古庙的东部向东北去的。不知在什么年代，弥河从钓鱼台村南偏西20度约1100米的地方向东摆动，致使河道偏离了钓鱼台村，移到了现在钓鱼台以东约500米以东的位置。

  因此，可以说，钓鱼台村的古钓鱼台的最高地，必然是郦道元笔下的马陵无疑。据该村八十高龄的老人回忆，在其记忆之中，这个高台原先至少得有15多米以上的高度。

  郦道元时代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然而辟闾浑墓的确切位置，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确切地保存了下来。这不得不让我们相信口口相传的可靠性。对马陵的记忆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在其遗址上建庙改名的缘故。

  而呙宋台遗址，在钓鱼台村正北，在现在呙宋台村西侧，呙宋台村就建在呙宋台遗址的东坡上。

  近来有些人，尤其是参与考古的人员说，呙宋台遗址应当是《水经注》中所说的“马陵”。

  经目测和粗略丈量，呙宋台古城池遗址，南北约1000—1100多米，东西约600—650多米。台顶，中间低、南北两头高，形似马鞍或马背的形状。在古汉语中，棱，同陵，指突出部分；棱，又同柧(gū)，指宫殿的最高部分。

  这两点也许是人们认为它是“马陵”的依据之一。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郦道元的“墓侧有一高坟”的记录。

  首先，马陵应该是一个“高坟”，而不是一个丘岭；另外，马陵是在辟闾浑墓“墓侧”，而呙宋台的南台与辟闾浑墓直线距离达1.2公里，相去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一条疑似古河道的低洼地带。

  从呙宋台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商周器物来看，它很可能曾经是一个部落方国的城池，这条低洼地带极有可能是它的南护城河。

  《吕氏春秋·用民》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汤而三千余国”。现在我国，包括台湾省在内，共大约有2860个县级行政区划，而夏初的版图不及当今中国的五分之一。折算下来，现在的一个县中，在夏初，至少有20多个方国。那么，在平原地带，就有可能方国林立，由于部落方国经常混战争夺资源和地盘，这些部落方国甚至都不一定有个恒定的名称。

  呙宋台未见于任何史籍的记载，说明它可能在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著述《汉书 地理志》之前，就已经被荒弃，或者完全降格，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呙宋台村碑的记载与《寿光市地名志》的记载相同：明初王氏由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徙居此地立村，居一古台东南侧，因台四周围墙环绕形似窝，故村名窝宋台，后省写为呙宋台。

  但是，令人奇怪而又生疑的是，这个“呙”字却为何读作“guo”音，音调是去声，也就是“过”音？无人能解。

  与村中85岁的杨老先生攀谈得知，关于这个呙宋台还有一个传说：在古代，呙宋台上突然出现了两个泉眼，直通大海。两个泉眼日夜不停地往外冒水，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灾难，为了生存，村民们只好向上天求助，玉皇大帝派人用两口“神釜”扣住了泉眼，这才为一方黎民消除了灭顶之灾。

  从远处看，呙宋台上的南北二台像什么？就像两口倒扣的锅！“神釜”即神锅。

  但是，这一“神釜”的传说，应该是对“呙”读作“guò”音的解释和演绎，却不能是呙宋台之名的真正由来。呙宋台，从来都没记作“锅宋台”过。

  有人经过考据后认为，呙宋台是古過国的都城。

  但是，我们认为，更为可靠的说法应该是，夏禹封邰之长子旻灌为过国君，都城在今莱州城北四十里外，后来，寒浞灭了夏后相，封自己的长子寒浇为王，在今天的山东莱州西北的过邑重新建立過国。之后，呙宋台所在的城池，原为夏的部落方国，也就变成了寒浇重建的過国的军事要塞之一。因此，“呙宋台”，最初也有可能被人们称做“過松台”，意思是说它曾经是過国的、长满高大松树的高台。

  这才更接近呙宋台得名的真相。

  然而，不管怎样，呙宋台与营丘是没有关系的。

  呙宋台，尽管也在弥河这道天堑的西侧，可以作为国与国之间对垒的前沿阵地，但是，它在苏埠屯北偏东23华里多的位置，与纪国隔河相望，与“莱国”之间隔着纪国的土地，更隔着苏埠屯这个军事重地——已经存在的原来的商朝城池。因此，呙宋台，在位置上，不符合《史记》关于“边莱”的记述。另外，从堪舆上讲，其地望也远不如苏埠屯。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苏埠屯遗址，才真正是太公就国时的古营丘。

  这就叫：

太公就国都营丘，千年纷争论未休。

待到石破天惊日，方知缘起是苏侯。

                                                  （李瑞之  李蓝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