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寿光县上口镇张家北楼村。家有父母、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全家仅靠父亲一人做长工、打短工过日子，长年吃不饱穿不暖。不怕别人笑话，俺娘曾和我说过，长这么大了还从没见过饼是什么样子。

  在我长到十来岁时，和本村的一个叔伯哥哥成了好朋友。他叫张孟碧，小名叫“三妮儿”。他比我大十几岁，知道的事情非常多，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很是让我佩服，一有空我就到他家里去玩。他对我特别好，处处关心我。一次他对我说：“孟和啊，你得好好学写字啊！你虽然读过两年私塾，可还差得很远。人有了文化才有出息，才能干大事。”打那以后，我经常跟他学写字。写字中不小心墨水蹦到了衣服上，他就赶紧叫我在墨水处画上个圈圈，意思是别让人知道是在写字，而是画着玩。他还时常给我讲一些八路军的故事，让我听得入迷。他说：“你去当个小八路多好啊！八路军里有铁七连、钢八连，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一人一杆马盖子枪，可带劲啦！”那几年在张孟碧的影响下，八路军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小八路，扛着马盖子枪去打鬼子，那该多好哇。在那个年代，说八路军好是要惹麻烦的，因此俺娘多次和我说，以后少往三妮子家跑。后来不知是什么人告的密，说张孟碧私通八路，被国民党十五旅抓去活埋了。他的尸体拉回来时，我亲眼看到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死的相当惨，我心里不知要有多么难过。

  时间转眼到了一九四六年，我已长成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村里只要是为老百姓办的事情，我都积极参加，并处处起带头作用。就在这一年，有一位货郎身份的人经常来村里转悠。一天他专门来到了我家，通过相互了解，得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名字叫朱荣梓。之后他又多次来过我家，每次都说一些关于穷人只有翻身闹革命才能过上好日子，共产党就是专为穷人做事的等话题，并一再动员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俺娘比较担心害怕，可我已经看准了，共产党都是好人，跟着党走没有错。在我的多次说服下，俺娘也就不再过问我的事了。一天朱荣梓又来找我，说下午有事一起商量，地点在村南的一片高粱地里。我按时赶到了那里，一同去的还有本村的张业儒、张元河等四人。朱荣梓郑重的给我们讲了讲加入共产党的有关事项和要求。到了晚上，我们五人在村头的一户人家里，点上豆油灯，在朱荣梓的引导下，举起右拳，一起进行了宣誓。

  我入党后不久，村里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运动，我家里分得了一亩八分地和一头瘸腿牛。当年底，由我带头，我们村十二名青年一起参加了八路军。我记得临走时每人身上披着一条红彩带，村农救会和姊妹团还敲锣打鼓专门为我们送行。

  参军后，我们全部被编入到了八路军渤海十四团，队伍就驻扎在寿光县北部的广陵村。两个月后部队开始发枪。一说要发枪，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别人每人领到了一杆汉阳造步枪，轮到我时却只给了两颗手榴弹和一个装手榴弹的帆布袋子，令我非常失望。枪发下来之后，部队参加过两次战斗，但都是小打小闹，放几枪就跑，我的手榴弹也没用上。

  自从发枪的那天开始，我的心情就一直不好，白天少言寡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认为部队领导是在慢待我，让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越想心里越难过，夜里就哭起鼻子来了。战友们发现后就问我为啥哭？我说是想家。我哭鼻子的事很快被领导知道了。一天团里的一位传令兵来叫我，说团政委找你有事。我立即跟他到了团部，见到了政委。政委姓何，慈眉善目，说话很和气。他问我是不是对部队生活不习惯，我说不是。又问我为啥哭鼻子，我没敢说发抢的事，就说是想俺娘。政委笑了笑说：“你是个好兵，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不想让你跟大部队去打仗，而是另有安排，决定让你去上学，你有什么意见？”部队讲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哪敢有什么意见。就说听从首长安排。于是政委就当场写了一张纸条，叠好后掖到了我的右胳肢窝下的棉袄里。告诉我今天就动身，向西走两天后打听到一个叫东谷王的地方后再找三军分区。并一再叮嘱，路上若有人问你干什么去，就说是去找娘。

  领到任务后，我打起背包就出发了。路上饿了就吃点随身带的蚂蚱饼子和蚂蚱酱，渴了就到湾边上捧起水喝几口。天晚了，就找个村庄住下。第三天傍晚，我终于走到了东谷王，并顺利地找到了三军分区。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拿出了那张纸条。他们看了后让我先住下。当天晚上来了一位个子不高，身体较瘦的领导，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说眼下八路军正急需经费，为此从各地挑选了一批素质好、有文化的骨干去惠民工商学校学习，以便为部队筹集经费。谈完话后，又写了一张纸条叫我藏在了棉袄里。至此，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不发给我枪的道理。

  第二天早饭后，我直奔惠民工商学校。一路上穿过干涸的黄河，两天后到达学校。学校很简陋，在一个大院子里，都是些平房，房子里都已住满了人。是一位胶东口音的同志领着我办理了入学登记手续，然后把我编到了一个班里。一个班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个女同志。可能是因为我是党员，让我当了班长。宿舍是五六个人住一间屋，屋里没有床，全部睡在地上，没有蓆子，更没有褥子，只是铺上了一层软草。吃饭采用自磨自食的办法。就是以班为单位，到村里领上粮食，然后找到一户人家里，男的推磨，女的打罗，将磨好的面粉送到学校食堂，再做成窝窝头等。学习采用老师讲课和课后讨论的方法，时间抓得比较紧。所学内容有如何组织盐民晒盐、怎么做买卖、怎样收税等。

  学习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到了夏天，可大家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棉衣。特别是大家围在一起讨论问题时，热得够呛，就只好解开怀把衣襟当扇子。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实在是难以忍受，于是有的同学就去问学校领导何时发单衣，结果是根本没有谱。就在大家为没有单衣发愁的时候，我开始动起了脑子。我在班会上提出了将棉衣改成单衣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我就带头脱光衣服钻到了被窝里，让同学们把棉衣内的棉花套子抽出来，洗净晾干后，再由几个女同学帮着缝制好，单衣就解决了。接着其他同学也都仿照我的做法，在几天之内全部换成了单衣。我们自己动手把棉衣改成单衣的做法很快传到了上级领导那里，学校就此专门召开大会进行推广。那天校长在会上接连说：“这个办法好，既解决了单衣问题，又节省了开支，办得好！”同时对我本人进行了一番表彰，还颁发给了我一枚带有斧头镰刀图案的蓝色铜质奖牌。打那以后，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创新工作。

  又过了两个月后，学习结束了，同学们就要奔赴各个工作岗位。工作分配是采用个人与领导意见相结合，我提出要回三军分区。我来学校时黄河里没有水，往回走时变成了一片汪洋，我是乘着木筏过的黄河。回到三军分区后，领导问我想去哪里，我说要回寿光，于是领导就安排我到寿光县做盐务工作。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寇家坞村，该村位于寿光县北部的牛头镇附近。一同来工作的还有其他六七个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盐民建设盐场和晒盐。方法是首先选择土地平坦，水源充足，阳光照射良好的地方，挖出两三米深的长方形咸水坑。在水坑旁边从高到低建起五级盐池子，并将其整平压实。然后用亮斗子将坑里的咸水泼到第一级盐池子里，等晾晒十天后再放入第二级池子内继续晾晒。待放到第三级池子时，因水分大量渗透和蒸发，即可开始结晶产盐。最后一级池子晾晒后，基本都变成了盐，放出的少量水叫卤水，此水经熬制加工后成为卤岗，可用来制作豆腐或其他用途。第一级池子的水放掉后即可重新往里注水，进入晒盐的第二个周期，这样反复操作，就能陆续晒出盐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部队筹集经费，要想赚到更多的钱，一个盐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多建盐场。为此，我们进行了分工，每人负责一块地方。在那些日子里，我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早起晚归，四处奔波，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在咸菜庄子、官台、刑姚、杨家庄子等地建起了五六个盐场，同时建起了三个盐店，超额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寿光北部平原，土地辽阔，盐碱地一望无际，但村稀人少，而且村与村之间没有道路，可哪里也能走。如果想到哪个村庄，只要定个大概方向，就能直达目的地。那个年代没有交通工具，不用说摩托车，就连自行车也没见过，外出全靠两条腿。为了尽早建好盐场和盐店，我不知跑了多少路，也不知穿坏了多少双鞋。吃的是高粱面和黄须菜种子，喝的是牲口随便往里拉尿的坑里的水。生活是比较艰苦，但苦中也有乐。如在当地常年生活着一种鸟叫雅兰子，天一亮就开始叫唤，到了春夏之间就在地里做窝下蛋。我经过多次观察实践，得出一条经验，就是“看起不看落”，在他起飞的地方往往能找到鸟蛋。我每次外出都能拣些鸟蛋回来，最多时能拣到二斤多，然后与大家一起分享，为此同事们伸出大拇指夸我。在寿光干了三年多的盐务工作，我与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对这段经历，我把它概括总结成了几句顺口溜，常常说给别人听。那就是“走了些大宽道，喝了些驴马尿，听了些雅兰子叫，门框上逮知了……”观赏了“六月雪(盐碱)”、“小松树(黄须菜)”等特殊景色。

  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和共产党八路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盐务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我们不仅把盐店建在了寿光县城，还建到了益都县城。我记得第一次来益都时，当我走到草庙北边，突然听到东面传来汽笛声，定眼一看，来了一辆火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心情特别激动，我还弯下腰亲手摸了摸铁轨，原来火车是从这上面走。到了晚上，我住在了义合街，又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因灯泡瓦数低，里边的钨丝看得很清楚。我是在现在宋城位置的一个庙里找到党组织的，盛盐的仓库就在这所庙的土台子地下。盐店店长叫王殿元，他后来成了益都供销社的一名领导干部。

  一九四九年秋，潍坊盐业公司成立。接到八路军省部的指示，我被调到潍坊盐业公司任文书工作。一九五六年的一天，潍坊地委开会，郭石书记在讲话中说要派一批干部下去充实基层。我与张作斌、吕学先等八人一起来到了益都县，是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罗根深组织迎接的我们。我被分到了大尹区侯庙乡任党支部书记。从此，我就扎根在了益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一直工作生活至今。   (张孟和/口述 冯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