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博兴县乐安大街南延工程现场出土了一方明朝正德八年博兴县《重修城隍庙记》碑刻，辗转由高青述青藏古博物馆收藏。该碑记不见于青州府和博兴县历代方志记载，该碑记载了正德年间重要史事，且由当时大儒李逊学撰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该碑青石质地，阴刻楷书，绝大部分字迹清晰，祥云纹碑额，中间篆书“重修城隍庙记”。现将碑文抄录于下：

  《重修城隍庙记》(以下简称《碑记》)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经筵讲官、上蔡李逊学撰

  赐进士第、征仕郎、户科给事中、上蔡雷雯篆额

  儒学廪膳生员王瑜书

  博兴旧有城隍庙，奠峙西北隅，尝灾，日就倾圮。正德己巳秋，阳武进士王君侯光字德辉出宰是邑，拜祠下，见而叹□，庙所以栖神严祀典，今敝坏若此，何以妥灵揭虔，以答休贶？将图事修葺，值岁侵民困，弗果。甫踰年庚午，偶畿甸大盗崛起，横溃抵山东，屠虏焚掠，凶犷不可制，居民皆狼犭具死徙无虑日，而博兴旬余间，贼往返蹂躏六七数，罹祸尤惨酷。盖辛未春也，时侯方自入觐还，悲愤填臆，即刑牲誓神吁众，期相励战守，以归殄灭。遂率群力并昼夜筑城浚池，视往昔益高深，不啻倍蓰。城外置敌台二十，上建楼各一所，设戎具数百，择健夫守之，复竖闸引南八里小清河水环卫城郭，淙淙甚汹涌，池岸密植枣棘各数层，□刺不可近，隐然一险隘也。且严号令，广储蓄，利器械，训兵秣马，若将向敌状，不少逸。至八月中，贼果悉众复攻城，一日弗克，散去。未几，官军分道追剿，相继诛戮无遗孽，境土以宁，民始女堵焉。侯乃速群下，谓曰：“始吾要神城守，兹果获显庇，是固朝廷威德所致，而神明阴佑之力，自不可诬，盖新庙崇祀以偿吾志。”遂征百工拓规度夷□□撤殿堂门庑庖湢诸所，次第而作之。飞甍画栋，金碧争辉，较创制愈轩豁不侔。经始于壬申正月辛酉，落成于癸酉三月庚午。因走□丐予记夫□明感通之□固非偶哉！顾当大盗抢攘之秋，所至官吏皆望风逃匿，而侯忧国恤民，独婴城抗御，屹为东南一保障。神复运机协相，竞底□虞人以神而懋，厥功神以人而赫著灵爽，要皆一诚相孚然也。□谓诚能动天地、格鬼神，斯则群丑不足平，固其宜哉！侯复新庙隆报，赛稽诸祭法，盖能御大灾、捍大患，则记之。非咸秩无文者，比奔走□越之□神，将享右以益阐灵异，以永绥一方生民，以寿我国家亿万载景运于无穷，其又可卜哉！若侯清才善政，可书者尚多，兹特其治人事神之一端云。是为记。

  赐进士、文林郎知博兴县事阳武王光

  县丞榆社孙大亨

  儒学教谕抚宁李恕

  训导上蔡梁恭

  □康李怀

  大明正德八年岁次癸酉春三月初七日立石

 

明正德八年青州府博兴县《重修城隍庙记》



青州府博兴县治图(康熙12年《博兴县志》)

 

 

  明正德初年，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官府的镇压之下，流民流窜作战，从北直隶到湖广，大江南北到处都是“流贼”，《明史·武宗本纪》记载：“是年(正德四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在明朝廷频繁更换将领铁腕镇压之下，流贼非但没有被剿灭，反而愈来愈烈。京师北京也数次因流贼迫近而戒严，“(正德六年)秋七月壬申，贼犯文安，京师戒严”；“(正德)七年春正月甲寅，贼犯霸州，京师戒严。”作为畿辅要地的山东，遭受流贼的危害最为严重。正德六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地处鲁中的博兴县与临县都遭到了流贼的侵扰，受损严重。临朐县，“城邑两经流贼残破”(《嘉靖青州府志》)，如《碑记》所说：“屠虏焚掠，凶犷不可制，居民皆狼犭具死徙无虑日，而博兴旬余间，贼往返蹂躏六七数，罹祸尤惨酷。”一旬之内，流贼竟然洗劫焚掠博兴达六七次之多，博兴县民遭到的危害十分惨酷，可谓民不聊生。面对流贼侵袭，各州县所拥有的军事力量有限，且官吏多为儒生，缺少军事经验，大多望风而逃，如《碑记》所言：“当大盗抢攘之秋，所至官吏皆望风逃匿”，《明史·忠义一·许逵》记载，“六年春，流贼刘七等屠城邑，杀长吏。诸州县率闭城守，或弃城遁，或遗之刍粟弓马，乞贼毋攻。”但也涌现出许多为保民安境而抗击流贼的地方官员，如长山县典史李暹，“(正德六年)冬十月，贼陷长山，典史李暹战死。”其中为《明史》所记载的有益都县知县牛鸾、乐陵县知县许逵等，《明史·忠义一》：“时知县能抗贼者，益都则牛鸾，郯城则唐龙，汶上则左经，浚则陈滞，亦所当贼少。而逵屡御大贼有功，遂与鸾俱超擢兵备佥事。”《嘉靖青州府志》中也有记载，“时剧贼刘六等转掠山东，躏曹濮蹂淄渑，所过城邑望风奔溃，独(牛)鸾与乐陵令许忠节公逵东西遥应，屹若巨镇。”流贼的侵袭，直接促成了青州兵备道的设立。《咸丰青州府志》记载：正德五年，牛鸾“以知益都县升山东佥事，兵备青州之设始此。”在设立青州兵备道之后，为加强山东的兵备，正德十二年，在益都县颜神镇专门设立青州府捕盗通判，“防矿贼也。”(《明武宗实录》)通过《碑记》，我们可知，时任知县王光到任之时，正值流贼猖獗之时，他并没有望风而逃，而是毅然担当起保城护民的重任，并向城隍神起誓，请城隍神护佑，与此同时，积极采取举措加强城防，达到抗击流贼侵袭的目的。在史书记载中，往往对牛鸾等地方官的抗击举措记载甚少，而《碑记》则详细记载了县令王光的各项举措，一是加固城墙，修浚护城河，引小清河水注入，环卫城郭，城外建造敌台，城墙外密布枣棘，增加流贼攻城难度；二是加强守城力量，选择青壮年守在敌台，并严明号令，训兵秣马，准备好充足的守城器具，全城做好储蓄，以作长期守城打算。从王光的守城措施看，颇为具备为将者的才能，这也在后来流贼攻城一日而不能攻克的实际效果中可以验证。《乾隆阳武县志》中王光的传记中也有守城的记载，“初授博兴知县，时流贼掠境，光备御有方，城赖以全。”可知，在《明史》的记载之外，博兴县也有一位抗御贼寇的良吏。此后，在官军的追剿之下，山东的流贼得以肃清。《碑记》：“官军分道追剿，相继诛戮无遗孽，境土以宁”。《明史·武宗本纪》也有记载：“(正德七年)夏五月丙午，(兵部侍郎)陆完败贼于莱州，山东贼平。”从正德四年开始，直到三年后的正德七年，在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之后，这场民乱在山东才得以肃清，但其对山东民生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明武宗数次下诏蠲免山东的赋税。

  贼乱平定之后，知县王光立即开始着手重修城隍庙，目的之一是还愿。在守城之时，面对生死未卜的局面，王光向城隍神发誓，请城隍神护佑博兴，其誓言必然是“如获灵验，必重修庙宇”之类的话语。在博兴县民成功抵御住流贼进攻之后，王光首先想到的是还愿，“始吾要神城守，兹果获显庇，是固朝廷威德所致，而神明阴佑之力，自不可诬，盖新庙崇祀以偿吾志。”虽然剿灭流贼是朝廷官军的功劳，但在保城护民这点上，王光认为，城隍神“阴佑之力”也是重要因素，神灵之灵爽是不可辩诬的。在百废待举之时，知县王光首先花费重金重修城隍庙，“撤殿堂门庑庖湢诸所，次第而作之。飞甍画栋，金碧争辉，较创制愈轩豁不侔。”通过修建城隍庙，也有“底定人心”的目的，向世人昭示神灵能“御大灾、捍大患”，借助城隍神，以安定百姓，“永绥一方生民”。这与明朝城隍制度的设定是密切联系的。
 

明朝城隍制度下的博兴县城隍庙修建
 

  根据众多史志记载，祭城隍始于南北朝，唐朝时始令天下通祀城隍，列入国家祀典则始于宋朝，但城隍庙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则始于明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对城隍神等民间神祇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即皇帝位之前的吴元年九月，朱元璋曾派世子朱标“凡所遇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明太祖实录》)建立明朝后，更是两次下诏改革城隍制度，将城隍神祭祀列于国家祀典。洪武元年九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上谓中书及礼官曰：明有礼乐，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历代所祀，宜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其在北京开封府者封为承天鉴国司民显圣王，临濠府为承天鉴国司民贞佑王，太平府为承天鉴国司民英烈王，和州为承天鉴国司民灵护王，滁州为承天鉴国司民灵佑王，五府州皆正一品。余在各府州县者，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六月，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号，“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各处府州县城隍，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其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座，旧庙可用者，修改为之。”(《明太祖实录》)通过行政命令让天下府、州、县都建立城隍庙，并严格规定城隍等级，将城隍分为都、府、州、县四级，参照当地官署衙门规模修建城隍庙。

  明清时期，新任官员到任，必须亲谒城隍庙，向城隍神保证清白做官。《民国重修博兴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知县李元伟“始至之日，焚香告庙，余固自矢清白”。(《民国重修博兴县志》)《碑记》中也说，王光“出宰是邑，拜祠下”。在官员履新过程中，拜谒城隍庙成为一项重要的仪式，类似于宣誓就职仪式。新任官员要向城隍神盟誓，绝不贪赃枉法，所作所为将无愧于天地良心，如有违背，可任由城隍神予以惩罚。以城隍神监察阳世官员，是朱元璋制定城隍祀典的初衷所在。以明初所封城隍“鉴察司民”的职责看，城隍神不只是监察官员，还对普通百姓进行监察。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上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洪武初年是全国城隍庙建设的一个高峰期，这在地方志中都可得到验证。博兴县城隍庙即初建于洪武初年。

  博兴县城隍庙修建于何年，在博兴县清朝和民国时期编纂的地方志中都没有记载。博兴最后一部县志修于民国二十五年，《民国重修博兴县志》中对城隍庙的记载是：“城隍庙，在县治西，明初建，有明洪武封诰碑，县丞谢斌、邑民盖化林修，清康熙十七年知县万云、五十七年知县李元伟重修并有碑。今自民国十七年，庙中偶像、碑碣俱无存，故自康熙后重修几次，概无可考。”民国时期，博兴县城隍庙已经改作他用，修建历史已经比较模糊了。查考博兴县历史上的其他志书，由知县李元伟修于清康熙六十年的《博兴县志》记载也比较简略，“城隍庙，在县治西，县丞谢斌建。合祭于山川坛。乡民盖化林重修。国朝康熙十七年，知县万云重修。五十七年，知县李元伟捐俸四百金，前后重修神像庙宇，焕然一新。有碑文载艺文志内。”之前修于康熙十二年的《博兴县志》与康熙六十年《博兴县志》记载相同，只是没有重修记录。这也恐怕是《民国重修博兴县志》记载的来源了。查《民国重修博兴县志》，“谢斌，明洪武年间任职。”并没有谢斌的具体任职时间，但可确认，博兴县城隍庙确实是在明洪武年间修建，而通过“有明洪武封诰碑”这一信息也可推知，庙当修于洪武元年九月之后、洪武三年六月之前，当为明太祖下诏封县城隍神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的诏书，至今许多地方志中多有载录封诰诏书。博兴县在明清时期隶属于青州府，青州府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嘉靖青州府志》中对博兴县城隍庙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城隍庙，在县治西，洪武二年，县丞谢斌建。”可以与封诰碑相印证。从中可以看出，清代以及民国博兴县修志之时，对明朝时的史事已经不甚了了，记载不清了。

  自明洪武二年博兴县城隍庙修建之后，重修记录在《嘉靖青州府志》也缺载，在其他志书中也没有记载，而2005年出土的《碑记》中记载的史事可补史阙。我们从中知道，到正德初年时，洪武年间修建的城隍庙已经倾圮，知县王光在贼乱过后重修城隍庙，“经始于壬申正月辛酉，落成于癸酉三月庚午”，即重修工程始于正德七年正月，完成于正德八年三月，历时一年二个月。建成之后，“飞甍画栋，金碧争辉，较创制愈轩豁不侔。”城隍庙的形制规模，较之创建之初，更加高大宽广，更能体现城隍神的威严。

 撰记人李逊学与立碑人王光

 

  李逊学，《明史》无传，但却是明朝中期的著名文人，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曾于正德初年在山东为官，任学政。明人雷礼《国朝列卿记》有李逊学的传记，“李逊学，字希贤，别号悔轩，河南汝宁府上蔡人也。”《康熙上蔡县志》也有记载：“成化丁未(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明武宗实录》对李逊学从政经历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李逊学在第二次丁忧结束后，于正德二年起复为山东按察司副使，仍提调学校，即学政，但在正德三年即升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离开山东，不久即兼翰林院侍讲。此后李逊学青云直上，从户部右侍郎，转任礼部右侍郎，正德七年，升任礼部左侍郎，正德十年，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第二年，转任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李逊学兼任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入内阁，专管诰勅，达到人生的顶峰。正德十四年，卒于任上。在任浙江、陕西、山东学政时，李逊学“教士以德行为先，文艺次之，品藻允协舆论。”《国朝列卿记》高度评价李逊学的为官之道：“三十余年，忠慎清勤，保终如始，不与世浮沉。”而且学问渊博，“博览强记，诸子百家书皆能淹贯”，其诗歌、文章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善属文，以理为文而气以辅之，纬章绘句，人皆乐于讽诵。诗亦清新俊逸，有唐人风采。”今济南市长清区灵岩寺还存有李逊学所写《游灵岩得二首》诗碑，诗末题“上蔡悔庵李逊学稿。正德四年五月吉日。”可见，在升任太常寺少卿后的第二年，李逊学又到山东，并游览了灵岩寺。清康熙年间上蔡知县杨廷望曾撰《明李逊学传》，记载“逊学有文名……以能文称。”并说李逊学著有《悔轩稿》。李逊学曾为当朝太师马文升撰写行略，即《明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马公(文升)行略》。1973年，陕西省宝鸡市陇县祁家庄村出土了《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阎公(仲宇)墓志铭》，现藏宝鸡陇县图书博物馆。两篇文章撰记人都题写为“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经筵讲官、上蔡李逊学撰”。从题名来看，可以断定，两篇文章与博兴县《重修城隍庙记》为同一时期撰写。阎仲宇死于正德七年，李逊学刚刚升任礼部左侍郎，当时李逊学文名已显，且乐于为人作记，此文当为应求而作。因为李逊学的文名、人品以及在山东为官的经历，使得博兴知县王光想到找李逊学为重修城隍庙撰记。

  李逊学为博兴县重修城隍庙撰写碑记时，是在正德八年，而早在正德七年，李逊学已升任礼部左侍郎，此时距离李逊学离开山东已经有五年了。为何此时又请李逊学来撰写碑记呢？这恐怕也与李逊学与博兴知县王光、儒学训导梁恭同为河南老乡有关。

  据《碑记》记载，“正德己巳秋，阳武进士王君侯光字德辉出宰是邑”，河南开封府阳武县进士王光于正德四年秋到博兴县任知县。《嘉靖青州府志》《康熙青州府志》并无王光的任职记载。《咸丰青州府志》虽然增加了王光的任职记载，但误将任职时间归于弘治年间。《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对王光记载简略，只记载：“王光，开封进士。”据《同治开封府志》记载，王光，正德戊辰(正德三年)科进士，“阳武人，仕至副使。”《乾隆阳武县志》对王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王光，字德辉，天资英异，才足有为。初授博兴县知县。时流贼掠境，光备御有方，城赖以全。擢监察御史，代巡陕西，边境肃然。两知永平、保定，政尚宽易，吏民安之。寻迁山西副宪，致仕，进阶正三品。”同书的《艺文志》还载录了王光的两道皇帝敕命，第一道为《正德十二年广东道监察御史王光敕命》，可知王光在博兴知县之后升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敕命中提到“进阶文林郎”，而我们从《碑记》中看到立碑人中王光自署“赐进士、文林郎知博兴县事阳武王光”，可知王光至少在正德八年之时已进阶文林郎，而并非是在正德十二年才进阶，《敕命》可能重新申说，并非新晋，《碑记》可解世人对《敕命》之误读。王光任博兴知县是在正德四年，当时李逊学已经调离山东，与李逊学在山东官场并无交集，但他与李逊学为河南老乡，据《碑记》记载：“盖辛未春也，时侯方自入觐还”，正德六年，王光曾进京觐见皇帝，可能正在此时或者之前，王光与李逊学因老乡而结识。

  《碑记》立碑人中有一人也为上蔡人——儒学训导上蔡梁恭，在青州府、博兴县的地方志中没有梁恭的任职记载，据《康熙上蔡县志》记载，梁恭，贡生，“正德元年贡，任教授。”从《碑记》可知，梁恭时任儒学训导，后来升任府儒学教授。梁恭正与李逊学同乡。《国朝列卿记》记载，李逊学“戊午(弘治十一年)丁父忧，时司寇张子麟守汝，延于谢显道书院，拔所属士之尤者师事之，后举进士乡贡者三十余人。”《康熙上蔡县志》也记载：“知府张子麟建上蔡书院于谢子祠，敦请李文简公(李逊学谥号文简)设帐传经，率汝属学者五六十人就学。”上蔡书院即谢显道书院，最初为北宋时大儒谢良佐读书处，后来因之而建书院。梁恭可能就是当时从李逊学求学之人，后来成为贡生而入仕。

  《碑记》篆额之人也是上蔡人，为“赐进士第、征仕郎、户科给事中、上蔡雷雯”，据《明武宗实录》可知，正德七年十月，雷雯还任纪功给事中，而何时转任户科给事中则没有记载，从《碑记》可知，至少在正德八年三月，雷雯已转任，而非《明武宗实录》中第一次记载雷雯为户科给事中的正德九年正月。

  在一方山东博兴的碑记中出现三个上蔡人，再加上阳武人王光，共四个河南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结 语
 

  正德八年博兴县《重修城隍庙记》的出土，不仅再现了正德年间博兴县遭受贼乱巨创的史实，也突出了一位爱民护民的好知县王光的形象。《碑记》中记载的史实，许多是正史和方志中所缺载的，可补史阙。青州府、博兴县的明、清以及民国期间所修方志，均没有记载正德年间博兴县曾重修城隍庙，从《嘉靖青州府志》缺载来看，此碑在嘉靖年间已经不知去向，后人在修志之时，因为没有第一手的碑刻资料可以依据，只能因循前志，没有新的史料载录。《碑记》的出土，无疑为博兴、青州乃至山东的历史文化，也为李逊学与山东的渊源，增加了新的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武振伟）

    (感谢高青述青藏古博物馆馆长王术青先生提供碑刻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