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康、雍、乾三朝，史称“康乾盛世”。康熙帝玄烨执政期间，统一了台湾，击败了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匪徒，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并亲自率兵征服了噶尔丹叛乱和准噶尔部势力对西藏的侵扰。同时，治理黄河，奖励垦荒，开放海禁，促进海上贸易和矿业、发展科技，成为亚洲头等强国。当时对外和国内无大规模战争，而且，此前山东德州已有满兵驻防，青州、寿光一带防务隶属登州总兵。那么，为什么要在青州大兴土木，驻扎重兵呢？史载，雍正帝听军机大臣张廷玉奏报：“山东登莱一带兵力薄弱，防汛未为周密”因此批示：“登莱二府皆属边海地方，似应照天津之例设满洲水师”，命河东(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密议具奏。田文镜接到批示，亲自到登莱胶州一带查勘，而后写了一道奏折，陈述了登、莱、胶州沿海及内陆的兵力布置和战船武器配备情况，认为“无庸添设水陆满兵”。雍正皇帝看了奏折批示道：“此论固甚详细，但卿未会朕意……”。他在批示中指出“(满洲)滋生甚繁，将来若敷用时，能各省皆令有驻防满兵方为全美……”这里，雍正帝不仅考虑满族人口日益繁衍的生计问题；更主要是根据当时形势，设想对八旗驻防应有全面安排，以巩固朝廷对海边防和全国的统治。最后他提出：“若登莱胶州有必不可驻防处，青州酌量定议。”
由此看出，第一个提出在青州建立八旗驻防城的不是田文镜，而是雍正皇帝本人。他认为，山东地方，原先虽在德州有满兵驻防，只是为了保护南北运河；对登、莱、胶州沿海的防御，则是远水不解近渴。青州居山东中部，物产富饶，交通便利，不仅是一座历史名城；而且“自明代海疆多事，青州遂为要地”，在这里驻扎一只精锐部队，“无事则壁垒森严，收猛虎在山之势，有事则整师以出，无援不及时之虞。”
雍正帝胤禛是一个励精图治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当时虽不能预见到一百年后帝国主义的炮舰会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但他开始关注加强海防力量，这在当政者的战略思想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转折。
雍正七年七月，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复议，其结论《清实录》的记载是：
“山东青州府为适中要地，内与陆路各营声势联络，外与沿海营讯呼吸相通，设立满洲兵驻防，可以资弹压，而重保障。建造城垣衙署营房，可自京派拔八旗满洲兵二千，携眷进驻，永远设防。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管辖，并设协领四员，佐领十六员，防御十六员，骁骑校十六员。再添设理事同知一员，随印笔帖式三员。铸给印信关防。其俸禄粮饷等项，俱照各省之例支给。”
——以上便是兴建青州满八旗驻防城的由来和原委。
二
此前，全国各地满八旗驻防营多选择在旧城一隅，如广州、镇江、开封、德州等都在城内划出一块地方营建。青州府城论面积并不小于上述几处旧城，为什么不选在城内呢？因为上述驻防多系满兵与绿营共同戍守，而青州驻防满兵不参与地方守备和巡察缉捕。按雍正帝的话说是为“预备援剿，有事调遣而设”(宫中档田文镜奏折批示)。青州府城的地形利于戍守，而对随时准备出征的野战军队来说多有不便。况且，清政府早期派往各地的驻防满兵多为临时性的，其建制仍隶属于北京八旗，而派往青州的满兵，一开始就规定“永远设防”。按清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军队是携眷定居，兵民总计一万多人，不是建一般的兵营。它的驻地既要利于军事训练，又要便于兵民的生活。作为一支八方驰援的野战军，机动性要强，一旦战事需要，立即上马出击。因此，旗城的地理位置，练兵场地，军马放牧，交通条件，生活环境乃至人文景观，都必须考虑周全。
当时，与青州府城隔河相望的东阳古城旧址，城楼尚在，城墙残存，地处高埠，地形开阔平坦，最初田文镜提议将旗城建在这里(今营子一带)。可是，旗城建成之后，却座落在距府城北五华里今北城社区所在地。其中原因之一，是考虑到军事训练，骑兵放牧，认为地形狭小，不甚理想。因为按编制，青州八旗兵仅战马就有三千多匹(后来在沂、鲁二山设军马场两处)。再者，“逼狎府城，治兵牧民恐互有所扰，于是更北五里择高原而为之”(《青州府志》卷13)这清楚地说明，东阳城旧址距府城太近，恐互相干扰，是向北迁移的主要理由。
另外，在民间还有一个传说：青州满城原计划建在东阳城里，要占法庆寺的地。法庆寺的和尚同明代尚书钟羽正的后人不睦，老方丈为了保住寺院，嫁祸给钟家子孙，买通了修城的官员，将城址改在东阳城北钟尚书的墓地──今北城所在地。
法庆寺原名丛林院，故址在营子西首，隔洋溪湖与南阳城西门相峙，传说明朝末年由一个叫达法的高僧倡建。最初，寺院规模不大，清顺治三年(1646)明衡王府被查抄，衡王在青州传了六代七王，广聚财宝，声势显赫，王府被抄后其珍宝文物“半归禅刹，半入侯门”。所谓“禅刹”即指丛林院。顺治十六年，朝廷拨款重修寺院，丛林院遂改名《法庆寺》。这一次不仅使寺院扩大了规模，也提高了身价。鼎盛时寺院占地六十余亩，僧众百余人，成为青州府邑佛家圣地；法庆寺的方丈可以同青州知府平起平坐。修建旗城时，法庆寺香火正盛，老方丈嫁祸于钟家一说无稽可考，但清政府尊崇佛教，为保留寺院而移址是极有可能的。
就地理位置而论，东阳城以北乃一片丰腴沃土，南望群山环抱，苍翠葱茏，北临益寿平原，一望无垠。东、西店系东阳古城驿站。东店位于车辕门(即曲武门)由此向东，通登、莱二州，村头的古槐、古庙，显示着它昔日的繁荣；西店位于马驿门外(即镇青门)，北通京、津、济要地。西店北阁子上曾镌刻“两京通衢”四个大字。外地入青州的西、北、东三条官道，皆汇集于此，真可谓“交通要冲”。百年后胶济铁路由旗城北门外经过，也足以说明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
三
正因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明朝的工部尚书钟羽正；大理寺评事李用敬死后都葬在这里。据说，葬于此地其后人可出“斗米之官”。可是，当时钟、李两人已过世百年，子孙也没出什么大官。建城后，督建御史把李、钟二人的坟墓迁至北城西北今钟家庄一带，举行了安葬仪式并立了石坊，上刻“钟氏先莹”四字，这座石坊一直保留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来，由于北城的官员众多，全城在编的名额，从一品将军到四品以上官员就有二十三名。自建城至清末，有顶戴花翎能入品的官员共有四百多人。因此有人认为：北城的旗人应验了“可出斗米之官”的传说。
城址确定之后，河东总督田文镜，山东巡抚岳睿，监察御史偏武写了三份奏折上报。雍正皇帝阅后调天津都统拉锡和懂工程设计的福建候补道员陈豫朋，来青州会同地方官筹划制定建城方案。方案制定后，拉锡仍回天津，所带工程技术人员留下，由监察御史偏武使用。在此同时，河东总督田文镜与山东布政司还委派登莱青道道员孙兰芬和青州知府广寿，先行勘查丈量城址，绘图造册，提出初步预算方案，为钦差御史做准备工作。
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到青州，由偏武等陪同察看地形，共同筹划，并当即从藩库中拨出白银二万两做为营建经费。偏武提出“工程浩大，须人甚迫”。岳睿临时由济南府、莱州府、青州府抽出同知两名，通判两名参加城建班子。随后于三月二十二日上疏皇上，认为城建班子人员，必须“久历仕途，熟悉风土，强干有为之人。”据此，山东巡抚岳睿又推荐了原青州知府李根云，东平知州陈永年和因错误革职待命的滨州知州刘元勋(因为此人熟悉土木工程)，报请皇帝批准。五月七日，工程监察御史偏武等向议政王大臣汇报了工程筹建情况，最后，选择于六月六日动土开工。
关于建城的工料酬备，主要是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招揽工匠，广设窑场，烧制砖瓦石灰，其数量虽大，并不难解决，唯有木材一项，成为工程的难题。因为按图纸设计的满洲式样的衙署官房，全部是四梁八柱的木架结构，估计须用木材十五六万方之多。于是，在领导人中展开了激烈争论。道员孙兰芬提议到南方采购，总督田文镜不同意。他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说，如果全部到南方采办，必然由海运至胶州，路太远，风险大。他主张在青郡各县，就近采购民间的楸榆槐杨，不足的部分，再到南方采办。为防止各承办官藉公摊派，可先贴出公告，标定公平买卖价格，先买后伐；同时还要保护坛莹古木，使之不乱砍乱伐。田文镜在这篇奏折中，用大量篇幅陈述了就地取材的理由，而雍正皇帝却批示道：
“在本省采办榆楸等木与朕意亦不甚相洽”，他提出“木料当于南北采买，不得动民间一草一木”，还指出，对民工匠役和老百姓“毋得克扣短少，务使小民均沾实惠。”一个月后，雍正帝派通政史赵之垣到青州工地参与领导，正是为将这一批示付诸实施。后来，偏武、赵之垣、陈豫朋三人联名上报了一份奏折中写道：
“应用木料遴委多员前往天津等处采买，不动民间一草一木，……山左士民无不欢呼鼓舞，感载圣恩。”(宫中档，偏武、赵之垣等奏折)
此事，民间的《青社琐记》中也有一段文字记载：
“未兴作之前遍号民间之树，其惊恐而自伐者，不知儿千万株。幸而恩诏颁于紫宸，纶音降自丹陛，一草一木弗扰民间，半两半铢，胥出圣主。”
这里说“几千万株”显然夸大了些，但怕官家摊派砍伐，引起群众恐慌是必然的。雍正帝不准动民间一草一木，从而使百姓欢呼鼓舞，也是可信的。现在，北城旧官房拆除的木质，多为东北松榆，从奏折中我们得知，系由巡监御史郑禅保采办，木料系由东北经利津县运到青州的。
关于开工日期，从宫中奏折中看是六月初六。选择这一天，是取“六六大顺”之意。可是六月初十以后，阴雨连绵，工地旋作旋停，遍地泥泞，无法施工，过了霉雨季后，土地稍干至八月十八，施工才全面展开。当时，气势之恢宏，场景之壮观，在《青社琐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未历其境，先闻其声，椽之叮叮，或凿梁而削栋，有车辚辚，遍辙迹之纵横。瓦刀叠错，砌就水纹冰势，石錾纷云，雕成岭像山形。或汲水而西向，或担浆而投东，畚工踊跃，搬砖抬土，大匠婆娑，持丈引绳……
畚夫济济，百工接踵，负器担囊，足胝手胼。木料云集，如岗如陵。井雾云烟，上迷九天之鸟，铧歌夯曲，远闻十里之声。灰堆层叠，雪压崇山，砖垛参差，雾覆长城。又见工分八旗，以灰画局，方圆有法，曲直就序。……”
经过三年的紧张施工，至雍正十年(1732)九月二十日工程告峻。落成之日，雍正皇帝钦定四门，并为城内敕建的两座主要庙宇赐名。九月底至十月初，监察御史偏武向首任驻防将军鄂弥达和副都统阿尔呼禅作了交接验收。十月二十七、八、九三日举行了隆重的建醮开光庆贺典礼。
四
驻防旗城四门：南曰“宁齐”，北曰“拱辰”，东曰“海晏”，西曰“泰安”。四门为重檐转角城楼，巍峨壮观。每座城门又分内外两门，有月城。四座城楼各置炮一门，架于月城之上。四门外的护城河上，各有青石雕花石桥一座，玲珑雅致。城墙高1丈2尺5寸，底宽1丈2尺，顶宽7尺。城垛口2000个，雉堞参差，雄壮威武。四面城墙各有箭台两座，不仅便于防护巡守，也增添了威严与气势。城外护成河与马道各宽15丈，城周为6里2分2厘，外周长为1049丈。
城内建筑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八旗布局，每旗分前后两佐，统称八旗十六佐。全城按编制设官署(俗称衙门)58所，共计房742间。兵丁住房2016所，计房4032间，堆子房9处18间，四门看守房12间，匠役房、官学堂、演武厅及庙宇，共4899间。房舍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街道纵横如棋盘，总面积为746640平方米。
将军府座落于城内十字口东路北，府衙东西长50丈，南北长60丈，房85间。府衙东西两侧高筑牌楼式辕门，东辕门上书“青齐名郡”，西辕门上书“海岱雄帮”。辕门里分别题为“澄清北海”和“保障东藩”，标明了青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驻防八旗的任务。将军府正门飞檐斗拱，气势雄伟，门左右有石狮子一对耽耽相视。进大门台阶为九级，院为三进、两边先是警卫班房，后依次为公事房，大堂、二堂、左右厢房、议事厅。后院有书房、花厅及眷属的居室。《清社琐记》中对将军府建筑风格之精美，曾有这样描绘：
“五椿六兽之宫殿峙峰列吻，三梁九檀之厅堂柱栉蟠龙。窗格玲珑，一轮秋月明幽室，斗拱翻飞，两行春燕谒紫亭。壁好吞日，阁高摘星，宇栋妆彩，房室糊棚……”
在宁齐门内，西有理事同知府，是旗城的司法机关。东有副都统衙门房26间，其规模仅次于将军府。乾隆26年裁汰将军，副都统做为青州驻防城最高军政长官，移居将军府。此处改建为万寿宫。
八旗兵的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按品级大小建筑规模与房间多少各异。协领衙门4所(每所房18间)，佐领衙门16所(每所房15间)，防御衙门16所(每所房8间)骁骑校衙门16所(每所房6间)，笔帖式住宅3所(每所房6间)。普通旗兵住房不论携眷多少，每户均为官房两间、独门、独院。房为木结构，四梁八柱，青砖灰瓦，前后出厦，大花格木雕窗棂。房后有便门，屋内盘火炕，锅灶在南窗外房檐下，烟道与室内火炕相通，烟火在炕里转一圈，由西南角的烟囱上排出，因而屋里清洁、暖和、通风、光线明亮。因为是两间官房，所以宅院是长方形，正房在北，东南方开院门，人口多的再盖上两间南屋，与大门相连。进了大门是影壁，壁上绘有满文写的“福”字图案。如果是族长的家，影壁后有一八角形石座，座上一根长九尺的木杆，杆上端有一锡斗或木斗，称为“索伧竿”。满族立竿是为了祭祀，是古代祭神树的一种演化。因此，影壁和神竿成了昔日满族住宅的独特标记。
城里最繁华的是十字街口，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有铺面房400余间，商店林立，贸易繁荣，每天均有早市(初建时，为保持习武传统，禁止满族兵民经商，店铺均租给汉人做买卖)十字口有旗城值班的班房一座，班房旁边有“点楼”，楼上悬挂一长方扁形的金属板，叫“云板”。敲击云板其声悠扬，能传十几里外。八旗兵民过着兵民合一，起居定时的生活，早起晚归，军队集合、操练等，都要敲击云板，北城人俗称“打点”。每日晚酉时(17—19时)敲三遍点，最后一次十字口班房高挑红灯，四门守卫便关城门上锁。次日晨寅时(5—7时)敲击云板，全城军民起床，四门守卫开启城门。
此外，城内按八旗前后佐设十六座大房，也叫堆房或档房，是佐领办公，各旗存放档案，盔甲和兵器的地方。平时官兵们学习、集会，也多在此处。
在拱辰门(北门)外，面对京都要道有接官厅一座。凡北京要员或皇上圣旨到，旗城最高长官要率官员在此迎候。接官厅内有作战阵亡将士的灵牌，每逢出战阵亡者的尸体由此转送墓地，不得入城。
出旗城南门是军教场。场地其平如水，正而且方，周围长760余丈，4里多地，由南门直抵古东阳城下。教场上可以排列两千人的步兵和马队，是八旗练兵比武的地方。场内的演武厅高大威武，厅后有照房五间，厅前有旗台一座，旗杆高耸，旌旗猎猎，演武厅对面一百丈处有一座照壁，庄严古朴，气势雄浑，把演武厅映衬得更加雄壮。这座照壁并不是新建的。据史称，东晋时南燕穆容德在青州称帝，曾筑图壁于此，经历了1300余年至此古迹犹存。每年春、秋二季，八旗驻防将军在这里阅兵演阵，螺号声声，枪炮齐鸣，使沉寂了千年的东阳古城，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因此，《青社琐记》的作者不禁为此叹道：
“谁料今日之图画，适合当年之营谋，奇哉天意也！” （李凤琪）
将军府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