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齐国为了征伐鲁国，开通了由临淄、辛店及朱崖、黑旺、淄川、博山(颜神)出青石关通往鲁国的战道。齐桓公二年(684年)齐国大军沿新修的齐鲁战道，经颜神，南出齐鲁两国要塞——青石关，进至鲁国腹地长勺(今莱芜市东北)与鲁国军队交战。齐国军队出师无名，无后援，结果齐军大败。此战成为历史上的著名“长勺之战”，战败的齐国返回，并关闭了青石关。之后，齐国在与鲁国的交界处马鞍山上，筑石墙，修长城，并安营扎寨，驻兵守边界。明王朝时，朝中的官员又开凿了绕开淄川一条路，经朱崖、长秋、太河、源泉斜向颜神镇纳入老道，直通莱芜的青石古道。从朱崖向南到源泉这条山溜沿河路，称为“淄河流域”。抗战时期，淄河流域是我山东八路军南北往来的要道。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肆无忌惮地践踏。山河破碎，民族危夕。蒋介石的抗日妥协政策，致使山东的国民党大军弃枪而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的号召下，“驱逐日寇出中国”，已成为爱国人士解救民族的奋斗目标。从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上半年，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和按排下，山东各地就有十支抗日大军成立。这些抗日武装的立足之地，是在日军的魔爪一时还没有伸到的农村及偏远山区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的建立起，不断地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不断地打击日军的侵略行动。抗日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逃跑后又回来的一些国民党分子，官吏及地主豪绅，也纷纷自立旗号，扩大势力，他们一旦站住脚，变借其合法的名义，到处委派委员，县长，限制和破坏人民的力量。同时，抗战力量也在不断受到日军的军事围抄。这时，战斗在胶济铁路张店以北活动的第三支队，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黑铁山起义领导人之一，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恒台县牛王庄，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

  “为总结经验，适应斗争形势突然紧张的需要，三支队在胶济铁路以北的主力部队南下，来到淄河流域长秋，娥庄一带休整。支队领导分析了部队的现状和当前斗争形势，根据省委确定的以山区做依托，坚持平原的思想，讨论决定：把胶济铁路南，淄河上游的长秋一带山区作为三支队休整的后方。多数部队回到胶济铁路以北的平原地区开展活动，如环境恶劣，难以坚持，就撤到山区；条件有利时，再回平原活动”。“这时，敌人在铁路沿线的封锁更严，我们只能活动在一些小村镇，每天不是与敌人遭遇，就是被迫转移，十五天打了十七次仗，部队十分疲惫。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由得开始怀疑；我们以铁路南的山区作依托骑着胶济铁路，开展清河平原游击战的办法和三路分兵的部署，是否正确？出来后又只能被动应付，如此下去，平原根据地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来？但一时又拿不出方案”。这是三支队司令杨国夫《坚持清河平原之战》一文中的两段话。鲁南是我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在地，纵队徐向前司令员，王建安副司令员，朱瑞政委，听取了清河特委书记景晓村和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的汇报，最后明确指示：“三支队应坚持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向小清河以北发展，撤出铁路南边的小块山区根据地，到黄河入海口两岸荒原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并打通翼鲁边区的联系”。这一重要指示，对三支队和清河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三支队北越胶济铁路，首先向清水泊地区进军，然后，三支队分别越过小清河进至博兴、广饶北部，接连击退进攻我军的日伪和顽军，迅速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清河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变化，日军为了扼杀敌后发展起来的抗日力量，停止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进攻，从前线抽调大批兵力，回师山东，占据大部分县城，并开始“扫荡”我抗日根据地。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了日本，各地不少国民党部队，也在曲线救国的投降理论遮掩下，认贼作父，纷纷投靠日寇。这时，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与日军相互勾结，并分散兵力部署，到处修据点，建立维持会，扶持伪政权，然后从这些据点出动，对根据地实行连续“扫荡”。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山东分局调战斗在胶济铁路以北的三支队一部分，排、连、营、团级干部62人，分别到鲁南及延安抗日大学受训。加上四连和七连护送，共270人。这支部队由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带队，有三营营长吕乙亭护送。我党保持着统战关系，出发前曾就借道问题，与秦启荣部下，王尚志进行了交涉，他表示可以提供方便。事后，王尚志却抢先增兵，驻进了太河镇。1939年3月30日午时，我受训部队到达太河镇西河滩的岸边小路时，围墙上，西山的豹子岩山上，南边的钓鱼台，土匪从三个方面向我军开了枪，三营营长吕乙亭走在前面，当场中弹牺牲。鲍辉通讯员刘书厢来送信也壮烈殉国。除了走在前面的四连连长许子敬，带领五十多人突围后，其余的全部被捕。被捕的鲍辉，特务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审晨等同志，被土匪惨遭杀害。

  太河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这一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对一切顽固分子，必须严肃态度对待”，“必须坚决消灭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军事上作了按排，四支队由南向北，先打掉盘踞在娥庄的秦启荣的司令部，然后各个击破。一支队由东向西，从临朐三岔出发，截击逃窜之敌。三支队由北向南，沿淄河两岸向太河镇压去。指挥由司令员张经武，副司令员王建安等同志。“遵照山东纵队讨顽命令，三支队于四月四日，赶到抗日根据地长秋村，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召开了战斗会议。到会的除了两团的主要干部外，还有支队参谋主任叶更新，新编一营营长冯毅之等。会议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全歼该敌”。这是杨国夫抗战回忆录的一段话。一三四支队战士杀敌心切，合歼顽匪，取得了各个战斗的胜利。救出了被捕的战友同志，随后，山纵首长，亲临太河镇慰问了部队和受难的同志，并在河滩上举行了追悼大会，沉痛地悼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战友。

  反顽战斗结束后，三支队部分战士分别在下册村、娥庄溜休养。这时，山东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贼心不死，纠集淄河流域梯队司令翟汝鉴、翟超、王葆团、杨希九、田振中等八支顽军，对我休养的三支队战士，及刚刚成立一年的四支队新编一营，进行包抄袭击。我军察觉了顽匪的企图，在山东纵队张经武司令员的指挥下，四支队打增援，三支队主力全力参加反顽战斗，激战二十余天，将顽军完全击溃。这在山东抗战历史上称为“淄河事件”。这次讨顽战役，夺回了淄河流域这块山区要地，打通了铁路以北清河胶东抗日武装，通往鲁南的交通要道。

  长秋村，是庙子镇的一个自然村。抗日战争时期，是益都县第三区，村庄地处淄河流域东岸，村前有一条唯一通往鲁南的道路。村庄的左边是十五华里的太河镇，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南大门；右边是十三华里的朱崖村，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北大门。只要站在村西头的瞭望台，这南北两处的村庄都尽收眼帘。长秋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8年新年刚过，战斗在铁路北的八路军笫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姚仲明，带着一支分队来到了长秋村。司令员廖容标在抗战回忆录“长秋的春天”一文中，有这样几句叙述：“长秋村外有一座破旧的大庙，也许因为乱世年头，早已断了香火，屋里结满了蜘蛛网，地上积了很厚的灰尘。我们决定暂住在这座庙里。干部、战士放下背包，就忙着打扫庙堂”。“久闻廖司令姚政委大名，今日有幸有幸！很显然，他就是李思亮。接着他转向-侧的矮个子，用手一摊介绍道：这位是冯政训员。我们心里明白，他就是张天民同志介绍过的那位地下党员冯毅之”。他们讨论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及淄河流域抗日斗争情况，决定成立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长秋村，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从此，这个地区性的抗日游击部队，与大规模地正规部队取得了联系。为以后，淄河流域抗日武装的发展尊定了基础。1938年阴历7月，“太河暴动”，冯毅之拉出了三百多人，下设三个连队，成立新一营。（后编入山东八路军四支队新编一营）冯毅之任营长。这在淄河流域，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率先亮出了一把利剑。抗日武装的发展与壮大，引起了驻洪山日军的警觉。1939年正月下旬，有十几个鬼子开始扫荡长秋村，得知消息后，冯毅之按排两名勇敢机智的战士，王文训、翟作新，前去河西村的西崖头山岭观察敌情，并对他俩作了交待，然后，冯毅之又把机枪连埋伏在河东的岸地。当鬼子进入村，埋伏的两名战士扔出两颗手榴弹，鬼子在爆炸声中朝着村外跑去，鬼子还处在慌乱中，又被对面枪声一阵打来，鬼子丢下尸体，拖着伤员朝北逃走了。这次战斗，缴获了一门手炮等物件。取得了首次抗日战斗的胜利。这极大地鼓舞着淄河两岸人民的抗战精神。“太河惨案”发生后，淄河流域这条红色路子已完全暴露出来。这时，中共益都县委的抗日工作重点也转移到“淄河流域来”。1939年10月，在益都县委书记李云鹤同志的主持下，益都县参议会成立，冯旭臣当选为益都县参议长，下设七名参议员，各分布在淄河两岸的村庄。11月份，益都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冯毅之任县长兼武装大队长，村内妇救会，游击小组也成立，抗日武装大旗在长秋村高高飘起，至此，淄河流域抗日武装统-战线已形成。根据上级指示，冯毅之带队上调整编。整编后，冯毅之带回两个班，加上留在村的两个班兵力，组成了益都县大队。县大队活动的范围；北至胶济铁路，南至博山区第七区太河镇。东至临朐，西至张博路。冯毅之领导着益都县大队，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在淄河两岸人民的支持下，为牢牢地坚守这块阵地，准备着与敌人进行-场场顽强的战斗。与此同时，在反对顽战斗争中，被击溃的王葆团去投靠了益都城里的鬼子后，带着日军返回了朱崖村，并修建碉堡。这时，太河镇北的金鸡山上，敌匪也按设了据点。淄河流域的抗日形势开始恶化。上级党给益都县大队的指示：“不管怎样艰苦困难，也要坚守阵地，不要有转移撤退的想法和打算”。

  1940年7月4日，冯毅之带队驻进豆家崖村。拂晓前，发现了敌人，县大队立即撤到村后的刨泉山上。这次是朱崖据点的日伪互相勾结，来偷袭县大队。敌人包抄山头，并没有进展，但敌人在调整兵力后，进攻战斗力增强了。刨泉山，山势陡峭，但因弹药短缺，很难抵挡敌人的进攻。县大队战士在阻击战斗中，通讯班已有冯广全、赵家惠、孙在晋三位同志牺牲。县长冯毅之，看到战友倒下，满腹怒火有着决心一战的念头。在这焦急的时刻，通讯班班长冯佃笃说下“我们快走吧！县长，你若有个不好，我们这支队伍怎么办？”这句话提醒了冯毅之，在机枪手翟作新的掩护下，他们才撤离了阵地。7月24日，冯毅之在外线作战带队回到长秋村，老百姓对他说：“朱崖据点来了个鬼子小林队长，进村十分凶恶，闹得人心惶惶”。老百姓要求县大队给以打击，杀杀鬼子的嚣张气焰。日军小林队长扫荡长秋村，不敢直接进村，他先是爬到长秋村东的阳明山上，用望远镜探看村里有没有动静，没有动静就进行扫荡。当冯毅之摸清楚了小林队长的扫荡规律后，就做了作战计划。这天，接到情报，得知朱崖日军扫荡，冯毅之就让冯佃笃带领机枪班，埋伏在阳明山的北坡上，然后对村长及游击小组的同志说：“你们埋伏在山下面庄稼地里，枪响后，你们就配合作战，并做了交待。”这天，朱崖据点的日伪出发，大约在九点多钟，才走出上庄村，伪军在前向山上爬去，进入伏击圈时，山头上的枪声响了，在爆炸声中，没有打死的往回逃，日军却在后面催着伪军继续向前冲。枪声过后，山下庄稼地里“杀！缴枪不杀”的喊声，从这里那里庄稼地里传出，日军摸不清战斗的情况，也不敢恋战，就撤退逃走。部队随后追击。这次战斗，取得了一个大胜利。打死了日军小林队长，激获了一挺机枪。

  1940年秋，我八路军“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巨大胜利。日军在震惊之余，调整兵力部署，集中侵华兵力的60%以上，伪军90%以上，专门对付我军。强化伪政权，并巩固占领地。广修封锁沟，墙与碉堡，对我游击区“以蚕食为主”。

  1941年5月21日，驻洪山的日军，在淄河西岸的村庄佛村有五个碉堡。这对益都县大队的抗日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廖容标司令员带领三营战士，利用午夜后两点钟，发起了进攻，战斗打的很紧张，五个碉堡只攻下四个，天已经放亮，为防止淄川洪山的日军增兵，廖容标带部队就撤出了阵地。三营的同志就去太河西的大山深处方山修养。第二天，日伪联合对长秋村及淄河两岸的村庄进行了两天的扫荡，但无一收获。日军并不死心，然后在要道山头，有敌兵把守。三营的同志供养成了问题，路途远路口有据点。抗日民主益都县政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长秋村的党员和游击小组。冯佃新站出来说：“我在方山打过铁，哪里的路我熟悉，我给你们带路。”他们二十多人，分两组，每人带着60—70斤供养，利用夜晚，躲过敌伪岗哨，将食物送到部队手中。老百姓离不开军队，军队更需要老百姓的支持，当三营柴营长接过供养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占领淄河流域，就必须将益都县大队赶出淄河”。日伪军对长秋村虎视眈眈，但几经扫荡，也见不到县大队的影子，有时还处处挨打，敌人把冯毅之视为“冯铁头”。日伪把长秋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敌人又改变了一种扫荡方式。采用了一种长途奔袭，各个击破的战术。有千余敌兵集结在辛店火车站，当夜用汽车把兵力运送到朱崖据点，并没有停留，当即出发。8月23日，午夜时分，包围了长秋、冯家岭、李家峪、豆家崖村。长秋村里没有部队，鬼子进村的动静，惊动了还没有睡着的人，“鬼子进村了，鬼子来了”。恐惧凄惨地喊叫，划破了村中寂静的夜空。声音，惊动了在梦中醒来的人，他们叫着家人，拖着孩子，慌乱地向先前逃出的村口跑去，其实村口早已经被敌人把守。日伪军把老百姓抓到一个空闲的地方，点燃柴禾，火焰燃烧的四周通亮，鬼子恐吓威胁，伪军在审问：“谁是自卫团？县大队在什么地方？冯毅之在哪里？”见没有人回答，鬼子见前面站着三名妇女，上前威胁，她们三人奋力反抗，态度坚决。鬼子见软硬不吃就开枪打死了她们，这三名妇女是冯保恒之妻、张同安之妻、冯保友之妻。鬼子还不甘休，又将许广田推进火堆里，许广田几次挣脱出来，但又被推进去。活动在下张村的小分队察觉敌情，便鸣枪警示。日伪听到集合的哨声，朝许广田开了一枪，幸好没打中要害。当人们救出许广田时，他已经迷糊不清，但最后落了个双目失明。

  日伪残酷的扫荡，使抗战环境更加极其恶劣，这时，周边县市的抗日武装干部，经不起艰苦的环境条件，叛变投敌，这给抗日工作带来了极大损失。为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上级党组织决定；把博山、临朐、淄川三县政府全部撤销，合并到益都县政府。成立四县联合办事处，张京涛任工委书记，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

  日军更加对抗日根据地长秋村，实行严厉地封锁与扼制，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在“抗战日记”一文中曾这样写道：1942年10月，上庄村据点来了个刘振标伪队长，益都城里的日军给他下了个死命令，非要在长秋村设立据点，他犯难了，不设不行，设不就是自找苦吃，哪里有活头。这个刘队长是个有思想的人，就派代表，向长秋村负责人和平谈判。伪代表说：“我们的刘队长没有忘了国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忍辱受屈地等待。刘队长十分佩服贵村人民的抗战决心，我们扫荡时，也是应付的样子。”伪代表最后说：“现在城里的日军，非要在贵村按设据点，队长犯了难，设又怕与冯主任发生冲突，所以派我来商议商议，你跟冯主任说说。”我听了汇报后，了解了情况，知道这个刘队长进村扫荡，从不打骂老百姓，也不抢东西。根据当时党的政策和工作重点，是争取伪军，孤立敌人，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准备反攻。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只是应付鬼子，不是真心与八路作对，我们可以让步，允许他们在村外修建炮楼，驻上一两个班，但士兵进村，不准带武器，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若鬼子有命令扫荡，事前能送出信来，我们更欢迎。结果我们的条件他们全部接受了。

  马鞍山，坐落在淄川区太河镇，淄河上游。它在庞大的山坐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石峰，高达数十丈的石峰东西两顶相连成凹形，远望状如马鞍，故名之。四面悬崖峭壁，南面有条石壁开凿的阶梯，形状如天梯，上达南天门，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马鞍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扼守沂蒙山区通往清河地区的门户。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一年，是日军勾结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最毒辣的扫荡手段呈多样化。秋后，日伪纠结五万兵力，对鲁中地区实行更加残酷的“拉网合围”式的扫荡。马鞍山地区的主力部队暂时撤离，致使马鞍山成了暴露在敌人腹地的前哨阵地。马鞍山山势易守难攻，是我八路军的小后方，一些重要伤员，干部家属陆续被安置在山上。其中有；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及长女新年、次女芦桥、小女平洋6口人。因在莱芜市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锯掉右腿的是第一一伍师教导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鲁中联合办事处民政处长谭克平，山东纵队政治部科长于平等40人，但山上缺水缺粮，弹药不足。

  11月间，有一股1000多人的日军和汉奸窜至马鞍山地区，随日军扫荡的汉奸头子唐应三，对日军说：“山上驻有八路军重要干部，有兵工厂”等，日军头目信以为真，变赌注了攻山的命令。9日，日伪向马鞍山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敌人在马鞍山南、东两面的山岭上架着大炮，直轰南天门和峰顶，在大炮重机枪的掩护下，日伪军向马鞍山不停地发起冲击。王凤麟一声打，首先撂倒了一个指挥官，山上的伤病员、家属、老人、孩子都行动起来，用手榴弹、石头和仅有的几支枪阻击敌人。敌人的多次进攻，都被山上的军民顽强阻击而失败。山坡上横七竖八的布满敌人尸体。次日，日军从博山、莱芜、张店等地，用30辆车运来了日伪军2000多人和大量弹药。三架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大炮重机枪，一起向马鞍山轰炸。山顶上硝烟弥漫、碎石弹片乱飞，围墙工事大部分被毁，敌人又开始了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山上大部分同志牺牲。人员伤亡较大，弹药已缺乏。这时，人们已经忘记了害怕，心理只有一个理念“我是中国人”，没有打过仗的家属也表现的非常勇敢，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战斗中，冯文秀在阵地上传递消息，宣传鼓动救护伤员。冯旭臣冒着爆炸声在搬运石头，他“以宁死在炮火中，也不当俘虏”的誓言呼喊着，在鼓舞着同志们。他在搬运石头时，不幸中弹牺牲。中午以后，指挥鲁中区的日军师团参谋长，他心中疑困难解，“这个小小的山头，用这么大的兵力还攻不下来”。就爬上山腰亲自督战，当他拿起望远镜探望时，被王风麟一枪击毙。敌人更加疯狂地继续攻山，黄昏时，弹药石头已经用完，已经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王风麟已多处受伤浑身血迹，形势危急，他命令通讯员小张，从后山下去向部队首长汇报情况，也命令家属孩子也送下山，随后孙玉兰怀抱平洋，身背芦桥(新年已经炸死)，由于负载过重，布绳很快被挣断，母子三人坠崖牺牲。

  南天门失守，王风麟又中一弹，倒在血泊中，见敌人向他走来，他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对自己开了一枪，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退部已受重伤的的冯文秀见此情形，毅然跳崖捐躯。刘厥兰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敌人，也跳下悬崖，由于树枝的拖挂而幸免遇难。

  这次战斗中，在山上牺牲的有姓名的27人，幸存有；刘厥兰、王得善、吕存生、邹大方和孟启兰一家共10人。英雄们的流血牺牲，是敌人付出了巨大代价。马鞍山保卫战气壮山河，威震敌人，打出了中华名族的威风。

  为了纪念马鞍山战斗英雄列士，建立了烈士塔。正面是四个大字：“气壮山诃”，背面是当时博山县长毛梓材写的；“马鞍山抗日烈士赞”：“奇男儿，守空山，频将敌伪截断，飞机大炮山可撼，壮士英风不变。审知军械势悬殊，浴血运石犹抗战。拼头颅，使敌伪惊服，这气节，教人民敬念。山或崩，石或烂，烈士精神终古换。”如今，马鞍山，已经是一处红色的爱国教育基地。每到春秋季节，学生游客来到这里祭祀先烈，不忘初心，传承教育。

  历史不能忘，人民不会忘记历史。1986年，淄博市委市政府，在太河村西豹岩山上，面朝太河滩，修建了《太河惨案烈士纪念碑》，让人民群众瞻仰了解抗日战士，面对顽匪残酷的折磨，所表现的抗战不屈的英雄气概。“不惜身价坐下囚，同为山河共喜优”，净化心灵，激励斗志。英雄的精神，是时代的一种召唤。守住历史，就守住了历史的根，历史的魂。抗战时期，长秋村，这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武装组织，为坚持淄河流域的抗日斗争中，有30多人牺牲在战场上。在抗战艰苦的三年中，长秋村人，面对曰伪的“三光政策”，不畏惧不害怕，始终有一个理念，“抗战必胜”。有4人死于日军的枪刀下，有60多人被日军抓去做苦工，有的死于东北日军的苦役中。在抗日战争中，长秋村的老百姓，始终与八路军，抗日民主益都县政府心连心，团结一致，完全彻底支持抗日工作，所表现的勇敢顽强的抗战斗志，被抗日民主益都县政府称赞为“抗战堡垒村”。也在山东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为了让后人牢记历史。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长秋村烈士纪念碑，在村东松柏拥抱的山林中屹立而起，村内冯毅之故居，有抗日纪念馆，馆内有；时任省委书记黎玉及省长，高克亭、余修、张京涛、高启云，时任淄博特委书记，金明的题词。为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在青州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一条红色旅游线已经开通了，“抗日烈士纪念馆——纪念碑——烈士墓群”，村内还有许多抗战遗迹。庙子镇党委政府正着手打造一条红色的链条。这些年来，单位组团，学生家长等，来到这里，聆听历史的诉说。哪“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气魄，同感身受，陶冶情操，要立根树本为人民。

峰火枪声话当年，日寇抢夺交通线。

横刀立功杀敌寇，血染淄流千秋颂。

英烈九霄飞莺燕，文人战地拥貔貅。

英雄怀壮凌云志，史史篇篇代代留。

                 （冯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