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票以省为单位由商业部门统一印制，面额有1寸、2寸、5寸和1尺、2尺、5尺、10尺(10尺为1丈)等。按照每个家庭的人口数定期发放，一般每人每年发1丈6尺5寸布票，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和棉布供需情况予以调整发放定额，记得1956年最高发到每人2丈4尺，1961年每人只发了1丈8尺。遇有新生儿、结婚的、去世的另有不同数额的布票补助，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特殊的布票补助。那个年代，与布票同时使用的还有粮票、棉花票、火柴票、煤炭票……等等。布票的图案体现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以“三面红旗”“大跃进”“最高指示”居多，除了面额外还标印着使用期限，一般是季度发放，年度使用。

  我们家住在益都县城里东门大街50号，是地道的老市民。爹娘像拾门搭板一样接二连三地生了我们兄弟5个姊妹2个共7个，老大1943年出生，老小1963年出生。那时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就靠父亲做小生意、后来拉煤运输挣钱糊口。孩子多，吃饭穿衣成为大事难事。一家人一年发的布票、棉花票也做不了两床被子和几件衣服，夏天好过，冬天难熬。每年到了春天，天很暖和了还是穿着棉裤棉袄，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春夏秋装可换，直到穿不住棉衣的时候母亲就把我们的棉衣棉裤抽掉棉花改成单衣穿。那个年代人们穿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家还要“大三年，小三年，没法改了做鞋穿”，就是大的穿了小的再穿，一般的衣服也就穿成破烂了，但是母亲还是不舍得扔，只要是衣服稍好点的地方都要撕下来，用玉米面浆糊把三到五层碎布满糊起来，只有两面才用较大结实的布片，等晾晒干透后就制成了袼褙(读“歌被”音，人们称用碎布、旧布糊成的厚片为袼褙，俗称“壳子”，多用于制作鞋底和鞋帮)，按脚的大小修剪周边成鞋底样，用布条沿上边，再将相同大小的3至5片(视单鞋和棉鞋而定)袼褙摞起来用针线固定好，用锥子、大针和蔴搓成的麻线一针挨一针，把脚挨把脚的纳成鞋底。用做衣服裁下来的整片布边、布头做成的袼褙剪成各式各样的鞋帮，最后将鞋帮绱到鞋底上、整体打楦修整，一双崭新的手工布鞋做成了。我们虽然兄弟姊妹多，但母亲总是一年四季不歇手，白天忙家务，晚上挑灯夜战挨个给我们做布鞋，每当过年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个个都穿上新衣裳，可每人都能穿上新布鞋。每当我们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对母亲劳苦的心疼和母爱的感激！

  时间如梭，转眼到了大哥结婚的年龄。结婚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再穷也得图个喜庆，也得依照民风民俗筹办婚礼，做几床新铺盖、穿身新衣裳是必不可少的。可是那个年代，物资紧缺，日常生活都难以保障，家里每年发的布票、棉花票哪有结余啊！为大哥的婚事可愁坏了爹娘！实在没办法，母亲只好舍弃脸面开始求亲告友、走街串户借布票。那时候，各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没有谁家会有更多地结余，有的街坊邻居只能借给几寸布票，母亲也不嫌少。亲戚更是尽心帮助，有的把当季度发的布票全都借给母亲。就是这样，大哥结婚用的布票还是达不到预先的计划，只好“计水和面”，做了里面三新的两床被子、一床褥子、一床棉条、一身新衣以及枕头枕巾等物品，这在当时也算是比较体面的了。

  有了大哥结婚的经历和教训，一向节俭的母亲从早计议、从长计议后面几个兄弟姊妹的婚事了。首先母亲把每季度发放的各种票证分门别类的夹在自己视如宝贝的鞋样本子里，谁也不让动。一有空就往城里、东门和东关供销社门市部里跑，去打听什么时候有既省布票又省钱的削价布，一来二往，门市部卖布的营业员都知道了母亲的来意和心思，有时还给与特别照顾。遇有“一尺割二尺、一尺割三尺”的布就抢着买回家，积攒起来，以备结婚之用。从大哥结婚以后，布票全让母亲换成削价布了。二是母亲既为了节省布票，又为了让孩子们穿的体面，忙里偷闲，经常到邻居姓鲍(我们都喊她叫鲍四婶)和姓耿(都喊她叫耿奶奶)的两个裁缝铺去“玩”，实际是为了学习人家的裁缝手艺。去的勤了，看的多了，人家也主动和母亲聊一些裁剪的事，母亲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裁剪修改衣服的基本技能，不仅能将哥哥姐姐穿不上的衣服改做成弟弟妹妹合身的衣服，也能给我们买一些削价布做新衣服穿了。我们兄弟姊妹七个，有六个都是在父母的操持下，在布票那个年代结了婚，只有最小的弟弟是在取消布票后的1992年结的婚。每当回想起那个年代这些往事，我们兄弟姐妹都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生活物资也日渐丰富起来，同时许多“的确凉”“的卡”“两合一”等化纤布料投放市场，棉布供应不再紧张，1983年11月23日国家商业部发布公告，自当年12月份起买布不再使用布票，布票同其他商品票证一起完成了特殊时期的特殊使命而成为历史。(脱福生 脱吉生 脱秋霞 脱丽兰/口述 杨金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