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入夏时节,驻益都的中共华东中央局在弥水之滨的大关营,设立了一所新型儿童保教机构——华东第一儿童保育院(简称华保)。此举是华东局适应解放战争大兵团战略决战和华东解放区干部大规模南下的需要,为安置党政军领导机关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妥善抚育以纾后顾作出的重要决策。饱受战争动荡颠簸之苦的革命后代,从此沐浴在慈母春晖的抚育之中,于烽火摇篮中健康成长,保证了前方将士和南下干部征战无虞,其功其德,可歌可泣。
一
华东保育院的创设,是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组织部委任邓六金、李静一等共同筹备建立的。邓六金,是华东局财委书记兼财办主任曾山的夫人,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干部之一。李静一是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夫人,新四军女干部。邓、李二人对战争年代革命队伍出生的孩子无力抚育寄养民间,或失落无寻或病亡夭折有切肤之痛,深感妥善抚育革命后代责任如山。是以受命后他们忠诚使命,力任其难,因陋就简,尽快完成了华保的筹建。华保落址在益都大关营村,设在没收的地主大院内,并征用部分公房及民房。华东局办公厅公布李静一为院长,黄海明为副院长,邓六金为政治协理员。机构设院部,下设教育、保育、总务三股(科)和医务室(所)。保教人员系由胶东、鲁中老区及益都选调的政治、文化、身体素质好的女同志构成。华保首批接收儿童70余名,分为三个班,3至4周岁为幼稚小班,4至6周岁为幼稚大班,6岁以上为小学班。实行保教人员负责制,每班设班主任一人,幼稚小班一个保育员管护3个孩子,大班每个保育员管护5个孩子,小学班每个保育员管护12个孩子。保教人员自己动手置办必备的生活学习活动设施,儿童寝室从益都教堂孤儿院借用小铁床50张,后又自做木床70张。洗脸室借用大关营老乡的门板搭置长桌,放置脸盆。小学班两个孩子一张课桌,幼稚班每个孩子有小木凳一个。同时制作了滑梯、跷跷板、秋千等儿童活动设施。华保实行战时供给制,孩子按战士标准供给,经费由华东局财办拨付。华保采取教保合一的战时教养法,确立并实行的保教方针是:实验新民主主义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培养儿童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他们尊师敬长,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克己为公的道德品质;培养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培养他们各种健康的文体兴趣爱好。华保首批接收的孩子,多为华东局党政军中高级领导人子女,其中有陈毅、饶漱石、粟裕、黎玉、张鼎丞、罗炳辉、舒同、曾山、陈士榘、宋时轮、王集成、刘瑞龙、李步新等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
二
华保创建伊始,即成立了以邓六金、李静一为正副书记的党的支部,把全体保教人员紧密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形成了一个对事业抱以忠诚心,对工作持以责任心,对儿童付以慈母心的战斗集体。使“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的办院宗旨贯彻始终。保教人员最初并不熟悉儿童保教,但他们以一颗对革命后代视如己出倾情关爱的慈母之心,足以支持他们孜孜以求的学习进步,养成了全神贯注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从早到晚,他们手把手地教孩子穿衣吃饭大小便,学习写字读课文;脚跟脚地带孩子玩游戏,搞活动。寸步不离,唯恐闪失致孩子磕碰。夜间孩子入睡,值班保育员彻夜不眠巡视寝室,为孩子盖被子,把小便,并细致观察孩子是否有病状发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华保人千方百计改善孩子的饮食营养,从邓六金、李静一开始全体保育人员省出自己的津贴,补贴到孩子身上。他们联系大关营乡亲为孩子磨豆浆、做豆腐,并从华东局财办申请来三头奶牛,精心饲养,保证了孩子的牛奶供应。面对缺医少药的困难,华保人最担心的是孩子生病。有一次一个班的孩子传染了麻疹,在保育员全力护理下,多数孩子很快痊愈。但华野三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刚一岁多的女儿陈维维却并发了肺炎,高烧昏迷,病势危急,急需青霉素救治,可整个华东局机关也找不到一支。听人说济南有,邓六金心急如火,当即要来两匹马,带医务员丛树娟从大关营驰奔济南,一气跑了300多里,到济南几经周折,从一家教会医院买到两盒青霉素,又马不停蹄连夜赶回给维维注射,孩子终于转危为安。华保的孩子铭心不忘保教人员慈母般的深情厚爱。新八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革命烈士罗炳辉之子罗新安回忆说:“我是烈士子弟,在我两岁半时,爸爸罗炳辉就离开了我们,这在我心里埋下了巨大的伤痕,也使我受到了李院长、邓院长、老师阿姨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一次考试我抄了同学的,竟连姓名一栏也依葫芦画瓢地抄在了我的考卷上,当然就难以及格了。但学期结束班会发奖状时,被叫上台的竟然也有我,还得到了一本画报,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作为奖品。获奖理由是我虽然考得不好,但进步最大,因为到学期末我已经能够和其他学生一样上课学习了。这件事对我一声影响都很大,从此以后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之子王永和回忆说:“我八九岁时,正赶上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发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咱们部队采取了‘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方针,当时叫‘跑反’。作为部队的孩子,我不仅念不成书,还要跟随着部队,不分白天黑夜的转移,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脚上跑出了厚厚的老茧子,身上头上也长满了虱子,个子小,人又瘦。直到我进入保育院,才告别了那种东跑西颠,疲于奔命的苦难生活。刚进保育院时,住在大关营村地主的老宅子里,院落很大,尽管条件差些,但保育院的阿姨、教师们都非常尽力,想尽办法让我们吃好睡好。我刚入院时,身体并不强健,又瘦又弱,但几个月的功夫,就变得黑胖而结实,什么病也没得过。剃光了头,满头的虱子也被彻底歼灭了。”
三
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华保已经形成了机构健全,制度完善,职责分明的工作体制,开创了领导表率,民主团结,敬业献身的崭新院风。尤为可喜的是,华保与大关营乡亲结下了相亲相融的鱼水深情。华保在筹建和开办中,一直得到了大关营乡亲们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腾出村里最好的房子给华保进驻,拿出舍不得吃的麦子、豆子给孩子蒸馍馍、磨豆浆、做豆腐,拿出最好的棉花为孩子絮棉被,村里民兵队给华保巡逻保卫,妇女识字班给孩子做小鞋子……,谱写了解放区人民与党政军机关鱼水相融的动人篇章。52年后,华保的孩子组团重访大关营,当年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之女黎莉等一些孩子竟还能被村里老人认出并叫得出小名,象亲人重逢一样紧拉着手动情话旧。黎莉深情回忆说:“当年为了支援前线,保证军队多打胜仗,我们保育院驻地的村子也行动起来了,小伙子踊跃报名参军,向前线运送物资,妇女们纺棉花、织布、纳鞋底做军鞋,慰问前方战士,保育院的阿姨和村里的姑姑们教我们女孩子织毛袜……,我们也学会了而且还织得不错,受到村里姑姑们的夸奖。看着自己动手织出的袜子能穿在解放军叔叔的脚上,心里非常自豪,因为我为支前作出了贡献”。1999年,时任潍坊市委书记曹学成代表潍坊益都人民进京看望邓六金老人,老人语挚情深地回忆说:“大关营的老乡真是善良厚道热心肠的好乡亲啊!”“真想再回去看看大关营的老乡啊!”
1949年3月,华东局、华东军区分批离开益都南下。邓六金、李静一率华保由大关营移住益都城里教堂,保教工作依然正常进行。6月,华东局通知华保南迁上海,行前,益都老乡给他们摊了八大罗煎饼,华保和孩子们依依告别了创始地益都。
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华保一代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已是桃李天下,英才遍地,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堪以告慰华保创始先辈前贤。而今他们虽年入古稀,但当年在大关营的华保岁月,已成为记忆深处永远温暖的一脉春晖。 (李建国)
青州大关营村的华东保育院
1950年,邓六金(前排左一)和华东保育院创办时的工作人员合影
华东保育院千里大迁移(山东—上海)
华东保育院旧址位于弥河镇大关营村,2000年10月立纪念碑一座,成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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