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所说的“市民”，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益都县时期户口在城市街道的、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职业)的合法公民(不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益都县经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商业、手工业的公私合营和集体化，达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居住在益都城里的原住民，要么是分得土地以社员身份从事农业生产、户口落在公社、口粮在生产队按“人七劳三”分配(包括幼儿或残疾人)的农民，俗称“农业社”；要么是不要土地(有地的献出)，以工人身份从事工商业(分国营、集体)等、户口落在街道、由所在单位发工资和粮食指标(凭指标本人付钱购买)的，或待业者(包括未成年人)由街道只发国家供应的粮食指标的街道居民，俗称“市民”。

  由此，县城古街巷两边肩挨肩的居民，左邻右舍地相处，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质的差别。当年一支《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曲很流行，社员便自称是“向阳花”。其人数较少，且与“市民”混住在一起，有“插花户”之雅称。

  据当时统计，县城内市民约计近10000户，达3.3万余人。其中进入工商企事业单位的占少数，更多的则是自谋生计。由于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必须品匮乏，市民的就业及粮食供应成了大问题。

  1956年县里曾经动员回族民户移民青海，时有324户，1214人落户于青海省湟中县，但终因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数年之内便几乎全员陆续回返原籍。1964年再动员市民户与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时有304户，包括知识青年共1499人，安置于本县各公社乡村。这些所谓市转农户，多数能安心事农，更有安家农村却返城做事者。自1968年开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县城大规模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于本县各公社。一方面这是落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也是缓解城区人口就业压力的重要措施。城区市民中，每年都有数百名知青到农村去。在得到适时锻炼后也会陆续安置工作，后推荐入伍入学。直到改革开放后一次性解决，全部返城安置。

  当时的城关镇，统管农业社和市民。既要体现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管理下属的各农业生产大队，又要管理为数众多的市民群体。城镇居民的管理，是通过居民委员会实施的。这些居委会是按街道划区域而设置的，其间也多有分合。但我们熟知的居委会是，东关片有：和平、胜利；城里片有：乐园、民主、西营、中所和东门；城北片有：北关，再加车站的义和、朝阳和夏庄。居委会的组成人员不是专职干部，而是各街道的活动积极分子，选举与委派相结合，但基本上委派。包括主任副主任几个委员和会计；居委会以下设居民小组，仅有组长和副组长，这就基本能够管理到户了。

  当年我在东门瓮城住，属于东门居委会第一居民组。瓮城连同卫街以及各巷道，大概设五、六个居民组，每组二三十户。街头挂个白色的小木牌，用红字标明本组的组长副组长，也标清本组所负责的卫生段。组长监督四类分子扫大街，也适时动员居民清扫卫生。据老年人说，这些街道干部就是封建时代称的“地方”。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在外职分多大，在籍尊重地方很重要。像我们一些户，成员均属于单位集体户口，仅仅是居家在街道，也必须服从街道管理，譬如打扫卫生，献几个义务工都可以。街坊邻里间没有人关上门来过日子。

  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治性的管理组织，但却是最基层最贴近民众，直接与居民打交道。其工作千头万绪，审核户口，发放票证，民事调解，介绍工作，安保卫生等等不一而足，可以召集会议，也可以传达监督。居委会人员工资由城关镇发放，一般不高也就是二～三级工水平。小组长没有工资，逢年过节能发条毛巾，若是有个面盆就不错。虽说管事不少，挣钱不多，但人们的觉悟上来了，都是竭力抢着干。因为岗位竞争激烈，居委会人员也就时常变换。而有机会上岗就颇为露脸，治下居民见了就会忙不迭打招呼。虽说纱帽翅头小，但决不能不把豆包当干粮。因为他们有权利，基本的民生事务归他管，更如升学入伍或就业，介绍信是由他们出，政审材料他们写。城区这些老百姓，姑家姨家老娘家，上溯祖宗查三代，怎么也有点哈喇味，写到证明材料里，那可真正砸锅了；劳动局下达指标就到居委会，就业单位有好也有孬，当然是委员组长首先挑，若是居民有意见，把你晾在一边不管了。那时候不讲文化讲出身，街道干部子女们，上油田干商贸，一般家庭缺乏选择权，四类分子家庭户就啥也别想了。还有救济福利诸多事，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这些现象是存在，但不能以偏概全，居委会的工作还是努力的，管理也很是到位的。城镇居民的生活一直是安定有秩序，也证明益都居民的高素质。

  说到城镇居民的生活，很简单就是一切挣钱买，精打细算过。最重要的是口粮，须凭购粮证按月按定量。定量有标准，多年没有变，成年市民月定量二十七斤半，半斤植物油，小孩从八斤起步逐年增。粮色搭配粗粮多细粮少，还有瓜干甚至鲜地瓜。记得有些年份粗粮是地瓜，就需要自己下地刨。街道组长带领着，各家各户男女老幼齐出动，刨出地瓜就地过秤就地分，那场面至今记忆在心头。但就这一点，农业社员也很有意见，因为社员分配按原粮，四斤地瓜折合一斤粮，市民地瓜按成品粮，五斤地瓜折合一斤粮。若是动用指标兑粮票，成品粮一斤兑一斤；原粮须折扣，1.3斤方能兑一斤。应该说城镇居民的生活是清苦的，虽然粮油价不高，面粉价最高也就一毛七分八，但个人收入低，在工厂一般二三级工，四级工也不过43.5元钱。物资匮乏期，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凭票，布票炭票肥皂票，种类繁多得数不清，买双线袜子也需三寸票。不知怎么的，那年代生小孩子的特踊跃。人口多收入低，没有什么副食品做补充，人的肚皮就是填不满的坑，粮食指标不敷用，黑市价位又特高，就盼每月二十七，粮站里熙熙攘攘排长队，可以购买下月的定量了。天长日久日子精打细算过，成就了小市民斤斤计较的小脾气。

  即使这样，农业社的心里也失衡。同住一条街，咱还得种地赴远郊，来来回回路途远，田间管理难到位，费力不少收获不多，粮食分配不足，经常是青黄不接难为继。市民定量不高月月有，更况且市民子女可就业，有工作就挣钱，学徒最少也二十元。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四、五毛，有些队低到毛儿八分钱。镇委也是倾注权力抓农业，却因情况特殊而欲振乏力。人与人最怕作比较，同住一条街，只因身份不同却高低立见。一比较心理就失衡，极易产生沟堑和隔阂。再加上一些青年欠自觉，刚刚进工厂便是茄克工服身上套，上海手表挽一鞘，很容易引发愤懑和不满。记得有几个戴手表的小青年，偏去荷花池里扒块藕，偏被社员们逮住了。哼，让你逞洋包，摁倒池底污泥里里，一顿肥揍再处理。要知道，社员都是一棵藤上的瓜，抱团行动是强项，就同市民对着干。居委会号召搞卫生，偏就当街晒柴禾出大粪，反正是居委会管市民，管不着农业社。“抓革命，促生产”理由杠杠的。

  如今，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差别不断缩小，伴随着城市户籍逐步放开，市民在城乡居家置业，尤其是新移民涌入城市。这些“新市民”是传统的市民概念无法包容的，因此，市民的内涵在动态地改变着，传统的市民正离我们远去，新的市民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刘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