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九月，62岁的欧阳修登上汴水的官船，带着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不甘，带着多年思归颍州却不被允许的深深遗憾，去往青州。
  欧阳修生活的汴梁正如《东京梦华录》中描写的那样。举目之间是都市市井里不尽的喧嚣：“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
  这来自于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达：金银彩帛交易的现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金融交易场面如此震撼！“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俨然汴梁城已经成为了当时的国际都会，商贾汇集的万国中心。
  岂止是繁花似锦，欧阳修生活的大宋也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朝代。
  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理学、史学、金石学等蓬勃发展。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等。“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据了六位。宋代书法是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宋代绘画更是具有百代标程的地位；宋代理学深深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
  可是，欧阳修怎么就隐隐觉得这样的大宋危机四伏呢？
  东京的梦华里，也有着隐隐的悲歌。
  在欧阳修的心底，还有着在宋代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作为一个士大夫，他以天下为重，耳边时时响起“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训育。他的母亲郑氏教子从严，在欧阳修被贬陷入清贫时也鼓励安慰，时常聊起父亲爱惜民生、实行仁政、公正执法的故事。
  这样的欧阳修，在少年时意气风发，砥砺改革；在中年时直言劝谏，不徇私情；在暮年也有着匡扶正义的心，以病弱的躯体，在青州大地上为百姓的利益振臂高呼，不要与民争利，民为本！
  大宋的清明上河的往事已经湮没，欧阳修却给青草更青处的这片土地留下了美文佳句和一片清风，践行了一个良心文人的诺言：“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欧阳修，做了一个真正的良吏。
 

  恍惚间，欧阳修在刚刻完的石碑上抚摸着，那是《泷冈阡表》。那一笔笔写在青石上，也烙印在他的童年。
  他幼年丧父，家贫无纸笔，寡母郑氏以荻画地教子。欧阳修发奋苦读，仁宗天圣八年(1030)得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太守。
  以后，欧阳修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编《新五代史》。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一扫晚唐以来的浮靡文风，强调文道统一，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熙宁元年以兵部尚书、京东东路安抚使知任青州。熙宁二年(1066)，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
  本来，欧阳修是仕途显达的，他自身24岁时中进士，成为名门胥家的快婿，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好运如此地眷顾与他。他却是如此地任性不羁，不随波不安分，和当朝的权贵吕夷简等人不和抗衡，直言高司谏不知羞耻为何物。
  欧阳修写作《泷冈阡表》，已经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归结。正像他在青州为张唐民撰写其父亲的墓志，赞扬张唐民的父亲张思“官虽卑，事亲能尽其养，不知其禄之薄也”。《泷冈阡表》里面，有欧阳修的人生回顾，父母的身教，自己的勤勉正直，都在往事里有所展现。父亲走了六十年，这篇祭文没写，原来是有所期待，是欧阳修在用一个甲子来交出一份答卷，来到灵前好告慰父母。
 

《泷冈阡表》

 

  欧阳修为政宽简，在任职开封府时就有“欧宽包严”的说法。欧阳修和前任包拯风格不一，一样的是为政风清气正和对百姓黎民的关爱。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在青州待人宽厚，行宽简政治。他曾向下属说：“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诊脉，按医书述病证，口辩如倾，听之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言脉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他拿治病做比方，诠释了自己的施政方略。
  欧阳修本人是良吏的典范。他在多地任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方针。在青州，欧阳修到任三五天后，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
  有人问欧阳修，如何做到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他回答：“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
  他上疏请放宽对关押在沙门岛上犯人的刑罚，赖以获全者甚众。
  欧阳修继承父亲思想，天性仁良，断狱执事从宽。他曾说过：“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杀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
  欧阳修“废除死刑”的朴素思想对当时青州的狱典有着积极影响。
  欧阳修在青州三年，也是他为政宽简、刚烈直言的政治生涯的缩影。“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教人如何不想念欧阳修？
 

  欧阳修，和先后知任青州的范仲淹、富弼都有过深入的交往，他们都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忠君爱民的思想，为人刚正，直言劝谏，嫉恶如仇。政治观点接近，政坛上惺惺相惜。
  如今，想念欧阳修，想念起他们君子之间淡淡清明的交往。
  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参与和经受“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两次激流，有过意气风发的时代，也有被诬陷贬谪的经历。不论世事变迁、政局动荡，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亲君子、远小人
  他曾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君子会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
  欧阳修积极支持“庆历新政”。在范仲淹、富弼等受命主持“庆历新政”时，欧阳修全力支持，不遗余力。新政损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反对和攻击，新政被中止，范仲淹罢参知政事，贬汾州；富弼罢枢密副使，贬郓州；欧阳修敢于直言维护他们，罢知制诰，贬滁州。
  在与保守派的较量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些在他们的公文和私信、诗词文章作品中都有体现。
  如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一旦被罢除，而让奸邪相庆，蛮夷喝彩，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
  在和友人观点不同时，坚持自身观点不隐瞒、不妥协，哪怕翻脸。帮助友人却不图回报，不要对方的投桃报李。有政见的强烈争执，却不妨碍对友人家人的无私生活帮助。提携学生却不结党营私。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欧阳修仗义执言也被贬。范仲淹升迁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
  刚毅正直、直言不讳、坦荡交友、坚守正义，是欧阳修一贯的交友作风。“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就是欧阳修一生交友的写照吧！

五

  想念欧阳修，想念那个士大夫大写人字的时代。欧阳修生活的时期，正是宋代的某些社会特征表现最充分的时期。一方面，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呈现出大一统帝国固有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宋朝统治者极度软弱无能，从宋太宗起，在北宋各个皇帝身上已很难发现其不断进取的勃勃雄心，内忧外患的形势日益严重。
  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由于对内的冗官冗费，农民负担沉重，财政时有困难。在国难当头之际，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欧阳修、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社稷危亡的重任。挫折和打击，但救国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
  除此之外，宋代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文化。在宋代，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始终贯穿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民是国家之本，只有爱民、保民、关心民生，国家才能安宁。从孔子的“博施于民”和“修己以安百姓”的仁爱思想，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到董仲舒的“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的观点的建立，其立足点都是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紧密相连的。
  宋代士大夫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他们的民本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的理论框架，但作为那些自任以天下为重的政治家、思想家，宋代士大夫对民为邦本、爱民即爱君、保民即保社稷的道理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因此，宋代士大夫提出了“以人民社稷为重”的思想，明确指出“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思想人格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
  范仲淹被多次贬官，人称“范三光”。欧阳修在被贬后还广受赞誉，甚至有官员崇敬相送，是当时士大夫文化的写照。
  欧阳修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在贬职夷陵县时，闲暇之余，就取出县里过去已结案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仍知无不言。
  从此以后，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当文人求见欧阳修时，他跟他们谈话，从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谈论官吏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坏则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
  有人问他：“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凡是河东地区，赋税征派过重百姓负担不了的，他都奏请朝廷作了减免，这样的事情有十几件。
  欧阳修在枢密院，重新绘制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补充边境驻军漏洞。他在中书省，与韩琦一起同心辅理朝政。凡是有关军队、百姓、官吏以及国家财政利益这类关键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的，他都汇集起来，列出总的条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询问有关的官员。
  欧阳修幼年时失去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导别人的子弟，经常用这些话，我都听熟了呀。”
  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照做不忘。
 

  想念欧阳修，想念宋朝那个中原农耕文明风起的时代。当陆秀夫终于背着年幼的南宋帝王跳海，一个标志性的朝代陨落，世界为此悲怆，人们似乎才看到了那些文明的价值。
  想念着那个真正的士大夫。他有着文人铮铮的傲骨，不向贫穷、欺辱和权贵低头，守着父母的嘱咐，默默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想念着，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那个在侯馆梅残的日子里的凄苦遥望的人，却没有失落了他最初的良知。
  在雨横风狂的三月暮春，门掩住了黄昏，无计留春停驻，欧阳修泪眼问花花不语，眼看着乱红飞过秋千去。他却依然会在元夕，吟诵起：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在泪眼迷离中，我们依然看到了欧阳修诗性浪漫的心，痴痴地守望着生命的春天和走远了的故人。（崔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