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州城区南去约2.5公里，有一山，虽然不高，但山势巍峨，峭然陡立，山顶有一南北贯通的穴洞，远望如明镜高悬，拱壁镶嵌，故称“云门拱壁”，云门山也因此而得名。
  云门山南望，便是神秘的劈山。之所以说它神秘，那是因为，虽然同为古青州八景之一，它只是因为青州巨佛的发现，才引起世人的瞩目，而其身上却又隐藏着众多难解之谜。
  劈山，因其主峰有一刀劈斧削的巨大劈缝而得名。
  关于劈山裂缝的成因，自古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二郎神担山追日”的神话故事。传说当年杨二郎与诸神打赌，说自己肩挑两座山也能追上太阳。赌誓既立，二郎便从东海边挑起两座山朝太阳追去，当行至青州城南时，后边的一座山被挑豁了口，只好把两座山扔在当地，一座是云门山，被扁担穿透的“云门洞”犹在，另一座就是这被挑豁了口的劈山。
  还有一个传说称，秦始皇巡视全国到达青州，来到云门山，发现这里的山上蒸腾着一股帝王之气，甚是逼人。“人面山”酷似一个正在熟睡的人脸，其眼、鼻、口十分清晰逼真，神态安详、自若。纱帽放在其左边，脚下云门山高耸的大云顶是乌纱帽帽冠，两边的东西阆风亭是乌纱翅。而其官印放在纱帽和人面山中间，圆圆的印头，高高的印柄，再像不过。看罢，秦始皇心中不由大惊，怕此处风水不破，其江山难保，于是派人给人面挑断了鼻筋，把大印的印柄推倒，成了今天的“磨脐山”，将乌纱帽帽冠凿了个洞，这就是云门洞。据说，也正因秦始皇破了此地的风水，后来在青州建国的南燕帝国也就没保长久，历时短短的12年便亡了国。
  这都是传说而已，仅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神话的真伪自不必说，单这秦始皇破风水，更是附会之言。劈缝也就是人面山的口，这劈缝怎么会是挑断的“鼻筋”呢？再说这“乌纱帽”，更是无稽之谈了。官员头戴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但作为正式“官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才加上了双翅，明朝以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这“乌纱帽”与秦始皇，是八百杆子也够不着的事。
  甚至还有“南蛮子破风水”说，其实也不可靠。(后文详述原委)
  要说这劈缝的真正成因，笔者认为，广福寺是一道绕不开的坎。
  广福寺位于劈山的东麓。
  据唐代道宣(公元596—667年)《续高僧传》卷26《智能传》记载：智能，姓李氏，河内人。素怀律教。开皇之始，观道渭阴，住转轮寺。“仁寿置塔，奉敕召送于青州胜福寺中。处约悬峰，山参天际，风树交结，迥瞰千里，古名岩势之道场也。元魏末时，创开此额。初置基日，疏山凿地，入土三尺，获古石函。长可八尺，深六尺许，表里平滑，殆非人运。所谓至感冥通，有祈斯应矣。乃下舍利，大放光明，挺溢山宇，道俗俱见。乃至出没流转，变状匹论。能晚还寺，更崇定业。林泉棲托，不予僧伦，逃名永逝，莫测其终”。
  北魏因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本姓拓跋为元，所以历史上也称元魏。由以上这一项最早的史料可知：此寺最晚创于北魏末年，名为“岩势道场”，后改名为“胜福寺”。
  而广福寺的选址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寺藏于深山，也就成了深山的一部分，建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天人合一，人神同在。为了更能体现出寺院的神圣，建寺之人不但会建显性的寺庙佛像，也会巧妙地依托原有的山势地形，雕饰出隐性的佛像，以增加、营造盛象，烘托仙山佛国的气氛，而且对外秘而不宣，佛在心中，另外还保护了圣佛免遭以后潜在被毁的可能性。
  劈山主峰的劈缝以及山体巨佛，应当是与广福寺同时期的产物。
  近些年来，山体巨佛已广为人知，无人不惊叹其鬼斧神工。然而，却鲜有人知晓，这一山体巨佛中还隐藏着另一秘密——位于巨佛下巴处的另一山体佛。而这一佛，笔者认为，也正是开凿劈缝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从当地人对劈山的另外两个称谓(劈头山、断梁山)上加以考证。
  劈头山与断梁山的称谓，自古有之。劈头山，劈头山，顾名思义，劈的是人头。断梁山，断梁山，是指凿断了“梁”。什么梁？当你看完下面这幅图片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这两个名称的真意了。
  这是站在广福寺背后的山顶上北望劈山主峰的效果图。将图片左上右下观看，你看到了什么？这一劈缝，正好劈在了鼻梁上，恰到好处地为佛头开了慧眼！如果没有这一劈缝，这一佛头的形象便没有这么传神。为什么说断梁山，断的是鼻梁，造的是佛眼呢？
  不妨从劈山之北，来看一看这“断梁山”的模样。
  从这个角度，将图片左下右上观看，这一山体虽然也有点像个人头的模样，但是，这一劈缝却劈在了鼻子之下，是开的嘴，而不是断梁。
  因此，断梁山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只有站在广福寺西侧山上，北望，从这一角度上看，这座山才能叫做断梁山。
  对比这两个角度的图片，第一张更像是一具佛头。而第二、三张，只是有点儿像个人面。但是，假如把这个劈缝填平，再从这个角度上看这张图片，那就不太像是什么人面了。就此，可以断定，先有断梁山之说，后有人面山。
  人面山，应当指的就是这一山体，而非劈山巨佛。原因是，从云门山上观看，无论如何也难以看出巨佛的真容，只有在云门山西侧驼山的望佛台上观看，效果才最佳。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断梁山”叫做佛山或者佛头山呢？这应该是广福寺僧众以及营造之人的智慧，也正是他们的处心积虑。劈头山的称谓，也正好证明了劈山山体巨佛一千多年来不为人知的原因。营造之时，他们担心害怕，唯恐其后会再有象北魏太武帝朝的毁佛、灭佛之难，会将“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因而，他们也就隐去了开凿劈缝的真实用意。
  北魏郦道元(公元472—527年)在《水经注》记载：“石井水出南山，山顶洞开，望若门焉，俗谓是劈头山”。郦道元少年时期，因父亲郦范，公元484年，担任青州刺史，便跟随父母居住青州东阳城。公元488年，其父调回京师平成(今山西大同)，次年病逝。
  公元452年文成帝继位，并立即恢复佛法。也就是说，在文成帝恢复佛法之后的第32个年头上，郦道元随父来到青州。假如广福寺和巨佛营造于文成帝恢复佛法之时，那么，他把劈山记作“俗谓是劈头山”，也就自然是很合乎逻辑的事了。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郦道元并没有说劈头山又叫做人面山。因此可知，这“人面山”称谓的得来，是晚于郦道元时代的。
  据此可以大胆判断，此处劈缝的开凿，并非像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九所记载的那样：“《齐记补》：益都城在山阴，其云门、劈山皆始城者疏凿以宣风气，疑皆郭大夫筑东阳城时所为”。此史书之说，虽与现存劈隙人工雕凿痕迹(见下图)相吻合，但是，雕凿的目的只是“始城者”“以宣风气”，确实有些说不过去，当是一个无端的猜想罢了。更何况《齐记补》也未作确凿之论断，而只是说“疑皆郭大夫筑东阳城时所为”。
  上文所说的“南蛮子破风水”，来自劈头山一带的民间俗语，由来已久：“人面朝天出帝王”、“南蛮子破了风水”。此处的“南蛮子”，指的是东晋的官员青州刺史羊穆之(羊穆之公元410年筑东阳城)。他就是南方人。其实，羊穆之与郭大夫是同一时期的人。假如“南蛮子破风水”说成立，那么就是郭大夫“破风水”，而不是“以宣风气”了。
  此说颇为牵强。上文已经证实，这一劈缝的开凿，恰巧给这座原本不像人面山的山体开了口，使其更像是人面山。要破风水，把东部两山头之间的豁口填平，岂不比开凿这一劈缝更容易？而且，填平了，没了人面山的影子，同样也是破风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森博士，对劈头山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依照劈头山地望——位处山体巨佛佛头下颌的形胜气势，特别是根据十六国时期，上层统治者流行“潜埋虚葬”的墓葬形制及规格，从史实互证角度来看，南燕皇帝慕容德，极有可能安葬于劈头山裂缝下方的石窟中。该石窟极为隐秘，鲜为人知，高2.33米，进深1.6米，内宽1.2米，外宽1.5米，系人工开凿而成。窟内东壁镶嵌立式棺椁的遗迹还十分明显，这是一个葬窟无疑。史载一代枭雄慕容德死后，“夜为十余棺，分出(青州广固城)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按慕容德身高八尺二寸(189厘米)，这处葬窟正好竖着放入两米多长的木棺。这种采用立棺、面南背北、独占大雄峰的葬制，正是唯我独尊的帝王气势的反应。因此，“南蛮子破风水”之说也不无道理。
  但是，这挖墓掘坟便是破风水的极致，似乎没必要多此凿山之举了。更何况，劈缝的开凿，恰恰使这主峰，从北侧看上去，真正有了人面样，从南侧看，则成了一尊佛像。这不是更添了“人面朝天出帝王”的可能性了吗？这反倒不是破了风水，恰恰是营造了风水。这一点，难道作为风水大师的郭大夫就看不出来？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断定，劈山之劈缝认为加工雕凿出之后，从山北望去这山才成了人面山的模样，并不是先有人面山，为了破风水，才开了此劈缝。
  而且，这座山是不是更像是人面山呢？
  从左下右上观看，与人面山相比，是不是一座更为形象的人面山或仙翁山呢。这是古青州治所附近，除山体巨佛以外，另一处非常具有人面特征的山体了。而它就在广福寺之南不远的地方。
  还有这座山。
  这幅图片从右上左下看，是不是也像极了一个仰面朝天的人头像呢？它就在云门山的西南方向。
  如果是为破风水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在这两座山上做文章呢？
  也有传说认为，山体巨佛当为南燕国所造。
  但是，据记载，公元399年北魏攻占滑台，慕容德率众向东，攻取青、兖二州，入据广固。400年，慕容德改称皇帝。405年，慕容德病死，兄子慕容超嗣位。慕容超好游猎，委政宠幸，诛杀功臣，赋役繁多，百姓患苦。409年，东晋刘裕率师北伐，次年二月攻下广固，超被俘斩，南燕灭亡。
  据记载，慕容德一生笃信佛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认为是佛祖保佑、引领他当上了皇帝。为报佛祖之恩，他命高僧朗公在广固城以东，营建了两处佛寺。一处在今老公院村一带，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是慕容德祭祀佛祖和聆听朗公宣讲佛法的场所。因建在广固城东南郊，故南燕国称它为“南郊之庙”、“郊庙”；因寺内建有七级佛塔，故《魏书》、《水经注》都称它为“七级寺”；《晋书》、《南史》称它为“七庙”；而七级寺的和尚则称“广固寺”、“广固南寺”(《广固寺塔铭·天宝九年》)。七级寺是山东唯一载入多部正史的东方大寺，是山东唯一空前绝后的皇家国寺。高僧朗公为其所营建的第二座寺院叫“皇化寺”。在今北关大街东侧王井巷和金家巷附近。
  从以上史证来看，慕容德在其统治期内，确实大兴过佛事。但是，劈山巨佛一直未见记载。假如巨佛确为慕容德所为，以他好佛之德，他应该大力宣扬，让人们生发对佛祖的虔诚之心，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诚如是，世代传扬，巨佛必为世人所知。然而，直至1993年9月由画家丁夫力首先发现之前，巨佛却又不为世人所知，这与慕容德的崇佛、向佛之心，确实有违背之处。
  也有人认为，巨佛是东晋或刘宋所为。此说也难成立。
  东晋是一个尊佛崇佛的时代，也是借助佛教加强其统治地位的。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东晋一直对佛教推崇有加。公元410年，东晋大将刘裕灭掉南燕国，同年派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羊穆之随与郭大夫筑东阳城。因其前并未遭遇过毁佛、灭佛事件，假如劈山巨佛成于此二人之手，也同样会大肆宣扬巨佛的影响。
  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取代东晋而自立，是为刘宋，占据青州近50年。
  刘宋王朝大力宣扬佛教，借其神化皇权、护佑政治。历代王朝建立者，及以非正常方式获得皇位者，多借助佛教方面的思想，为其政权作神圣性及合法性之论证，以此扬己之德，稳固政治。佛教因素对传统礼制之渗透，是这一时期佛教与政治结合的重要特点。
  然而，未见这一时期的史料，对巨佛以及主峰山体佛的任何记载。
  还有一说认为，刘善明好佛，因而雕造了青州巨佛，并论证说其宅院位于青州城区淘米涧西侧，即后来的龙兴寺。此说似乎也难成立。
  此说的依据之一是，元代于钦著《齐乘》记载：龙兴寺在府城西北隅修身坊，乃刘善明故宅。依据之二是，北齐八分碑(大齐碑)碑阴刻四个大字曰“龙兴之寺”。大齐碑即临淮王像碑，今存偶园内。碑文记载：“南阳寺者，乃正东之甲寺也。寺内制有无量寿佛一区，高三丈九尺，并造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士而侠侍焉。”
  从此断定“在刘善明宅院内有大佛高三丈九尺(合12米)，自然是刘善明所为”。这也未免有点武断。
  且不说龙兴寺究竟是不是刘善明故宅，单这院内大佛“自然是刘善明所为”就很不靠谱。刘善明卒于公元480年，北齐公元550年才建立，北齐立八分碑时，少说刘善明已死了至少70年。难道他死后，别人就不可能雕造佛像了？
  据南朝梁萧子显(公元489—537年)所著《南齐书》之《刘善明传》记载：
  刘善明(公元432—480年)，平原人。生于(南)宋文帝元嘉九年，卒于齐高帝建元二年，年四十九岁。其父刘怀明，“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
  南宋明帝(公元465—472)五年，青州没虏，善明母陷北，虏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丧。明帝每见，为之叹息，时人称之。转宁朔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虏中，不愿西行，涕泣固请，见许。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公元473—476年)初，遣北使，朝议令善明举人，善明举州乡北平田惠绍使虏，赎得母还。幼主新立，群公秉政，善明独结事太祖，委身归诚。二年，出为辅国将军、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
  萧子显的著述，离刘善明生活年代最近，也最有说服力。他只字未提刘善明好佛、崇佛之事，也未提及龙兴寺。而且，其父刘怀民为东阳城主。史料记载，公元469年，北魏孝文帝拔东阳城；公元517年北魏孝明帝增筑东阳城南郭，即南阳城。萧子显所记载的“时州治东阳城，善明家在郭内”之“郭”，当指东阳城，而非后建的“东阳城南郭，即南阳城”。因此，其故宅应当在东阳城内，怎么会跑到这龙兴寺故址上来呢？龙兴寺故址顶多就是其别院罢了。
  刘善明四十后，也就是公元472年后，才做官，而且做的是刘宋的官。此时的青州属于北魏疆域，刘宋的官员不可能跑到北魏的国境内造佛。假如是尚处于一介平民时的刘善明雕造青州巨佛，先不说他财力能否为之，但这劳师兴众，工程浩大，其真实意图难免不被世人所知，也定会被千秋传颂，最起码也应该有人知道这巨佛的存在。
  然而，任何的相关传说都没有，就足以证明此说非也。
  另外，还有一说认为，青州巨佛是于公元550—577年间，由人工雕饰而成。这也似乎难以成立。这一时期青州的主宰是北齐。
  公元577年正月，北周武帝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下令禁断齐境佛教，“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假如青州巨佛雕饰于北齐时代，那北周是在巨佛刚完工之时攻入齐境，焉能不知这巨佛之说、之事呢？那样的话，这巨佛又怎么能逃过一劫呢？
  以上论证可以说明，巨佛并非诞生于南燕国时代，也非东晋羊穆之及郭大夫所为，也非后来的刘宋王朝所为，也非北齐时代营造，而应该是诞生在某一灭佛运动之后。历史上曾经的灭佛运动，正是巨佛诞生后不为世人所知的原因所在。
  北魏(公元386—534年)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08—452年3月11日)在位期间锐志武功，统一江北诸地。他初崇佛法，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亲受符箓，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太平真君五年，诏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沙门，九月杀僧领玄高、慧崇等。七年，太武帝西征到达长安，三月，帝下诏诛长安沙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废除全国佛教。诏曰：“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素信佛法，缓发诏书，使远近皆有所豫闻。因此四方沙门多亡匿逃脱，金银佛像及经书被秘密收藏，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内寺宇建筑却多被毁。
  公元452年，宦官宗爱弑杀太武帝，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同年十月，宗爱又弑杀拓跋余，尚书陆丽等拥立拓跋濬即位，是为文成帝。文成帝(公元440—465年)一继位，也就是在兴安元年(452年)，立即下令复兴佛教，使佛教逐渐恢复发展。兴安二年(453年)，文成帝下令建造云冈石窟。
  青州巨佛以及主峰山体佛从营造之日起，就不为世人所知，这也就证明了，它们应该诞生于某次灭佛运动之后，而且是隐秘而为的。
  这一切都指向了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事件，北魏历史上曾经的灭佛运动。它无疑成为了两佛诞生而世人又无所知之的原因所在。
  尽管公元469年之前的青州尚不属于北魏，但是刘宋王朝与北魏是邻国，一国的灭佛运动，对邻国的僧众，也必定会产生很深的影响。当时还位于刘宋国内的广福寺僧众，以及青州巨佛的营造者们，刻意隐瞒这一盛象，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营造二佛非一日之功，也只有在大力营造庙宇的同时，进行这么浩大的工程，才能把其真实用意给掩饰得没有任何痕迹，大佛出世后也就自然没有任何消息。这也恰恰让青州巨佛，以及主峰山体佛，躲过了北周武帝的灭佛浩劫，以至于隐匿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这样就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在北魏灭佛之后又恢复佛法之时，劈山上隐匿的两原始巨佛被发现，随后，在其东麓修建了广福寺，并几乎同时期，由寺院僧众及其营造之人，隐秘地雕饰了这两尊巨佛，以保其业永昌、佛法永扬。
  后来，隋文帝杨坚，以印度的护法王(佛教称为转轮法王)——阿育王为榜样“弘法护教”，于仁寿元年(601年)6月13日，在自己60岁生日的这一天下诏，在30州建30座舍利塔，供养佛舍利，并钦定10月15日午时，30州“同下”(舍利入石函)。僧智能奉敕于广福寺下舍利并建宝塔。广福寺也就成了当时青州境内唯一安放佛骨舍利的寺院。
  虽据《法苑珠林》卷40《舍利篇》载：文帝诏令舍利塔选址必须在“高爽清静”之处，广福寺地理环境正好合乎这一要求，因而被选中。然而，隋朝距离广福寺建寺时间并不久远，隋文帝大力弘扬佛法与佛门心意相同，之所以在古青州境内，唯独选中在广福寺安放佛祖舍利，与广福寺独特的盛象，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寺庙背靠两个“天然”的山体巨佛，这不正是佛祖“显灵”护佑吗？
  广福寺创始之初名曰“岩势道场”，后隋朝改名为“胜福寺”、唐朝改名为“广福寺”、光绪年间更名“兴福寺”。其中“岩势”和“福”字，似乎也暗藏一定的玄机。
  首先，在广福寺原址上，不管你往什么地方看，尽管觉得风光不错，但也难以看出有什么形胜绝妙之处，这又谈何“岩势呢”？除非是指其背后这一精妙绝伦的山体巨佛以及劈山主峰的山体佛，寓意岩势或山势形胜为佛，“岩势道场”的含义也就是“巨佛之道场”，但是却刻意地隐去了这层含义。
  另外，据季羡林老先生考证，“浮屠”这个名称从印度一过来之后，大概就为一般人所采用的。当时中国史家记载多半都用“浮屠”。其后西域高僧到中国来译经，才把“佛”这个名词带进来。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为一般佛教徒，或与佛教接近的学者所接纳采用。最后终于因为它本身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浮屠”，并取而代之。
  而且，“浮”、“佛”同音。至今很多地方方言中“佛”仍读作“浮”音。
  因此，会不会是，历次改名时，都刻意地用“福”字暗指为“浮屠”或者是“佛”字。这样的话，名称就可以解释为“胜佛寺”、“广佛寺”、“兴佛寺”，寓意暗指大力弘扬佛法，同时又暗指寺后的巨佛了。另外，“胜佛”可以解释为“美丽的大佛”，“广佛”也是“大佛”。而且，“胜福寺”是隋朝用名，更像是隋文帝时期知道巨佛的事情，那么，更名为“美丽大佛的寺”即“胜福寺”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这也更进一步地拉近了巨佛与广福寺的渊源。
  据《益都县图志》的记述，宋代皇化寺大悲院(在青州城内北部)润大师称为“宗首”，又常诵《法华经》，死后归葬于胜福寺。
  由此可见广福寺在青州佛教史上的地位之重。这或许也与广福寺背后的两座巨佛有那么一丁点儿关系。
  而至于云门洞的成因，倒是有可能是东晋(410年)郭大夫筑东阳城时，在原有小洞的基础上加以扩凿“以宣风气”。因为有人考证史料得知，北宋乾德六年(968年)、天禧五年(1021年)又曾先后两次命工增扩，并先后开凿了云门洞北侧的东、西二龙池。
  以上猜想，也就解释了“破风水”之说，以及“以宣风气”之说的合理由来。
  附诗一首：
青州巨佛
襟怀坦荡存千秋，未著一字尽风流。
三山六壑云与月，不成绝句誓不休。
  (注：佛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一切众生和世事无常。青州巨佛，头长2500米，其胸怀自然宽广，自诞生之日起，便无一字之记载，至今已至少1400余年，见证了青州历史的兴衰。忽然想到，做人也应该像这巨佛一样，只有胸怀坦荡，不计功名，恪尽职守，干什么都要做出个极致来，才会千秋永存，让世人敬仰。)
  又附(一)：
  青州至今尚有文化遗存的，见于资料的南北朝时期的寺院：
  1.宁福寺：据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载，青州最早的寺院宁福寺，始建于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其故址在今青州郑母镇倪家庄附近，地名塔儿坡。
  2.广福寺：旧址在青州城南，劈山南麓，现在寺院虽然荡然无存，但仍有舍利塔十几座，有的保存完好，塔高不一，高者8米，低者5米，皆以圆形雕花石柱和八边形石盘垒砌而成，其中一座塔腰处有石龛，龛内镶嵌墓志《舍利塔下铭》，今存于青州博物馆。
  3.龙兴寺：初名“南阳寺”，又名“长乐寺”、“道藏寺”，故址位于青州市博物馆南邻。始建于南北朝，兴盛于唐宋，明初，拓地建齐王府，寺址湮灭。现存的《大齐碑》称其为“正东之甲寺”。
  4.弥陀寺：俗称北大寺，故址在今城区河滨路东首北侧，南朝刘宋所建。
  5.兴国寺：故址在黄楼镇迟家庄，近代曾在此地出土汉代石羊，上有补刻的“正始五年”(508年)字样，另出土东魏的造像残石，证明该寺建于南北朝。
  6.吉祥寺：故址在东高镇马官村西南，建于北魏，有出土造像残石。
  7.重兴寺：在朱良镇良孟村东，建于北魏，该寺存至民国年间，寺内有铁佛，故俗称铁佛寺。
  8.延祥寺：在东夏镇段家庄，遗存有北魏年间的佛座。
  9.石佛寺：在今高柳镇石佛村，留有北魏永煦三年的《石佛造像题记》。
  又附(二)：
  西晋至隋朝时期青州的历史沿革：
  青州自汉武帝时期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后，治所一直不固定。从东汉开始，齐国都会临淄成为青州治所。
  西晋末年，“五胡乱中华”，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国北部地区相继建立了16个国家。百余年间，青州发生过20余次惨烈的战争，15次易主，先后归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管辖。其间，汉族政权东晋和南朝刘宋也数次占有青州。伴随着民族征战，青州地区发生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曹嶷攻克青州，因当时的青州治所临淄平旷，无险可守，始筑广固城，青州治所移入城内。从此沿革千年，青州城成为山东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曹嶷占据青州14年(一说12年)后，前赵派石虎讨伐攻破广固城，曹嶷无奈投降，地入后赵，石虎坑杀军民3万余人。
  公元355年，前燕大都督慕容恪攻克青州，留慕容尘镇守广固，前燕统治青州15年。
  公元370年，前秦灭掉前燕，统一中国北部，统辖青州14年。
  淝水之战，前秦大败，青州守将符朗归顺东晋。
  公元387年，后燕以慕容绍为青州刺史，次年十一月，慕容农攻克青州，山东全境悉入后燕。
  后来，北魏攻打后燕，后燕兵败，青州重归东晋。但随后被慕容德攻克。
  公元399年，慕容德建广固城，称帝，史称南燕。南燕延续12年。
  公元411年，东晋大将刘裕夷广固城，派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筑东阳城。
  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自立，是为刘宋。东晋、刘宋占据青州达60年。
  公元469年北魏击败刘宋，占领青州。
  534年，北魏重臣齐王高欢拥立11岁的孝静帝，建立东魏，剪灭北魏青州刺史侯渊，侯渊兵败南逃，地入东魏。
  公元550年，高洋废除东魏孝静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青州归属北齐管辖。
  公元577年，宇文觉建北周，出兵北齐，北齐溃败，在青州城南邓村俘获太上皇高纬、皇后及幼主。北齐灭亡，青州归属北周。
  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隋朝开始。   (李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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