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孔的人生跌宕起伏，他永远选择迎难而上，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至今已古稀之年，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勤劳读写。他说：“到底我嘲还是别人嘲啊？”妻子说：“你嘲啊呢，你是个嘲巴。”有人幽默地说：哪里是“嘲巴”，分明是“超霸”、“朝圣”嘛。
  一篇好小说都有一个核心细节，拿掉，小说就散了；张景孔的人生也有核心细节，那就是他的文学梦贯穿人生始终，仿佛生命大动脉。无论长达20多年的教育事业，还是十几年的地方志工作，亦或长时间的地方文化研究，无不得益于这崇高梦想的润泽。达成这梦想的精神是：顺势而为、持之以恒。

 

  中考那年，张景孔报考益都(时称，即青州)一中理科，却分到文科；高考报考复旦大学，却因所谓政治问题被录取到烟台师专。教学24年，一丝不苟，言传身教，仅仅陪着学生写下水文章这一项，就足以证明其除非莫为，为则必“攀援巅上占高枝”的态度，教育只是其发端之初。一生经历，无不如此。
 

一中生涯

  张景孔初中最爱好数学，中考时报考理科，接到的录取通知却是文科。他写信送到益都(青州)一中，教导处答复说：已经分班了，就安心读吧。他想，既然上帝安排学文科，那就突破它，努力学好。
  这是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1958年，一中校长是阎石庵，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老师认真负责。他如鱼得水，进步很快，呈现隔夜春笋之势。第二学期，他就被任命为语文课代表，并担任校报《星火报》通讯员。校报形式灵活，黑板报或纸质交替出刊，他的文章经常被刊登。其间乐趣终生难忘，所得激励一生受用。
  为给家里省钱，他决心用两年学好三年的课程，在文科定要占上游。寒假老师只布置两篇作文，他自己写了十几篇，满满一本子。孔子曰：“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他始终给自己定位很高，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
  然而，人生的又一次坎坷在高考时迎面而来。拼命努力，也不一定能上重点学校，分数线达到了也只能录取“专科学校”。真是“屋漏又逢三更雨”，本来成分不是贫下中农，家族中又摊上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他的舅舅耕地，马掉井里淹死了，大队书记就认定是他舅打死的，定性为破坏农业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在押；另一件事是时任生产队长的父亲本来就有被抓去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又因想法从别处购得粮食运回本村，以解决社员的挨饿问题，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粮食贩子”，生产队长被撤销。

即便去师专
也付出不亚于上复旦的努力

  可以想象，当初他盼望复旦通知书，等来的却是烟台师专的心情。本想不去上，第二年再考，转念一想，成分不优越，家庭如此，能有这上学机会，更当珍惜；加上在烟台当兵的要好同学也劝他去；又有一个学习相仿的同班同学作伴儿，所以他就去了。张景孔说，后来才明白，第二年重考也不行，因为舅舅和父亲的问题依然存在。二弟是五年后参加高考的，舅舅和父亲的问题已甄别，就无大碍了。
  考上师专时是1960年，他20岁，妻子25岁。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妻子有时就去烟台给他送煎饼。五十里路走到益都火车站，再坐火车到烟台。她回来后，婆婆问她：儿子饿成啥样了？
  为了安全度过“生活困难”时期，学校提倡师生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跳舞娱乐。张景孔呢，既不晒太阳也不跳舞，而是在教室里认真读书。即便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也一直坚持写日记，一直努力刻苦攻读。这种积极的态度使他综合素质日渐提升，人格魅力渐放光彩。在第二学期的班委选举中，他虽不是圈定的候选人，但票数却超半，以非团员身份破格加入班委，成为学习委员。
  在烟台师专，他还有一个水笔的故事被传为美谈。他心爱的钢笔丢了，令他耿耿于怀，决计先用蘸笔，等用稿费买钢笔。后来一首新诗《花棉袄》见之报端，居然得了5元稿费。他当即买了钢笔，失而复得一般。正值挨饿年代，人人饿得不行，谁有心管你花棉袄黑棉袄呢，然而，这也正是张景孔与众不同之处。
  对待命运屡屡“出错”，他非但无抱怨，反而化作更大的动力：上二年也不比上四年、五年的差。这是他对待“坑坎儿”的态度，也是性格决定命运。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在那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毕业了。他积极响应号召，支援山区教育，他被分配到临朐一中(有上四年的反而未分到一中；有的试用一年后就调离了)，开始了教学生涯。
  那年他22岁，有了第一个孩子。

教学生涯

  1962年到临朐一中后，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至今令师生难忘的是他从未停止写“下水文章”。虽然当时提倡，但真正做到的不多。难就难在当堂与学生写同题作文。之后互动交流，气氛活跃，同学们受益匪浅。
  当时很多师生要求看他的“下水文章”，张景孔就把“下水文章”随时刊登在黑板报上。教学24年，无论改革还是“文革”，他都没有放弃。即便当教导主任，也兼任语文课，“下水文章”也照写不误。
  张景孔当教师4年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家基本停止了读书和学习，他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到了县广播站当了编辑，每天改稿、写稿，忙得不亦乐乎。
  “文革”中期，原来的临朐四中设立高中班，四中驻地五井，离城30里，1971年他们四人从一中调去充实教学力量。这四人中要么是外地人，要么是“右派”，都是教学骨干，按常情校长肯定不放，但正值“文革”，学校秩序乱套了，校长已被夺权。无锡的老师教数学，张景孔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那时高中是两年制，还没恢复正常教育秩序，但他们依然肩负使命感，使学生学到了真东西，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都考了出去。当时张为班主任，发现班里一个有才华的学生，班里和学校的黑板报都让他组织编写，班里的工作让他写总结，有意指导培养，水平不断提高。毕业后，这个学生由秘书成长为政协主席。
  后来，五井公社一分为二，成立嵩山公社，组建新的嵩山中学，设置高中班。张景孔被任命为教导主任，1976年又进山40里，一干又是4年。离家远，山路难行，他一学期很少回青州的家。这种真诚对待教学和全身心为学生负责的态度，始终贯穿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把自己的理想与对学生的爱心相结合，完全融入到当下的教育中了。他离开最偏远的嵩山中学的那一年，一个班级不到40名毕业生，竟然十多名学生考上了大中专，《大众日报》报道了学校的教学情况。有人说，张老师的工作精神和劲头，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会成为佼佼者。
回到家乡当校长
  成功的背后一定有个强大的后盾，那就是他的妻子。张景孔在临朐干了18年后，妻子已经45岁，带着五口人住在娘家，实在令人心疼。张景孔必须请求回家乡了。
  1980年回益都后，先后在何官中学(十六中)、阳河中学(八中)、口埠中学(四中)任校长，共干了6年。角色和地点转换得太快，是因为压缩学校，边缘地区的高中变初中。
  如果人生是一座大厦，那么，这24年教育生涯是一个相当牢固的根基。
 

  那是1986年暑假，时任校长的张景孔还在南张楼一位袁老师家走访，学校传达室工作人员骑自行车来找他：“组织部来了人，让你明天去城里。”
  第二天，张景孔骑自行车到组织部，就这样当上了《青州市志》主编。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潍坊市史志办主任找到市委书记说，五莲(当时属于潍坊)可以暂时不写，青州不能。必须建立新班子，确任主编、主任。后来有信息说，遴选教育局长时，最后有三人待选，其一就是张景孔。所以有人说是新任教育局长推荐的他；也有人说，是市委某常委举荐文化局副局长，这位副局长自称身体不行，推荐了张景孔这一人选；更有人说是书记钦定的。
  不管怎么说，也许是天降是任吧。追溯益都(青州)的修志事业，最后一次是清代《益都县图志》，历时17年，于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刊行。之后，中华民国期间，邻县皆有志书，唯益都草稿散失，成为历史缺憾。再后，1960年曾有修志之举，然唯劣纸油印，未曾出版。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本次修志，导致益都(青州)进度一时无法赶上，成为潍坊倒数第一。
  80年历史遗留问题的积攒，导致80年时间益都(青州)志书空缺的历史，修志的重担似在期待。就在此时此境之下，张景孔勇敢地承担了起来。“杏坛情未已，方志又耕耘。莫笑黄牛拙，犁开处处春。”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声。从校长到主编，华丽转身。那是1986年夏，他46岁。
  张景孔就任主编的第二年，市委市府加强对史志工作的领导，派遣新的办公室主任，并决定将《益都县志》改名为《青州市志》，制定建市三周年(1989年3月)出版《市志》的责任目标。业内人士清楚，一般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起码需要三五年时间，张景孔深知主编的责任和劳动量，思想上也曾产生过矛盾。
  人生总是在关键时刻改变他的命运；他也在关键时刻让命运谱写辉煌的篇章。回想过去，理科变文科，复旦变师专，现在原想退休后写东西，又偏偏被推上责任重大的主编位置。经过思考，他决定再次迎难而上。人生能有几回搏？他深感义不容辞，他说：“干活，干活，活着就得拼命干！”至于达到什么程度，他坚信，自助者天助。有大家的信任，加上编辑班子成员全力以赴，一定会有好结果。
  史志编写和写教育论文完全是两回事，有个转变的过程。为了与同仁尽快进入角色，张景孔上任不久就办学习班，给下边各部门写志的同仁们讲课。当时，办公室里从事修志工作较早的张达民能讲，是其一。但作为主编的张景孔当然不能推诿，他抓紧时间，尽量找一些全国报刊发表的相关文章，拼命海量阅读学习，吸收融汇，踩着别人的脚步摸索前行。他暗下决心，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角色的转换，首先完成由教育到方志文本的转换。每天的节奏都是只争朝夕，经常学习工作到深夜。当时办公室设在名为“科技楼”的三楼(现在的地税局楼)，市里的领导车子过此，司机说：“只有张景孔的灯还亮着，经常亮到深夜。”有一天很晚了他才离开办公室，看门师傅开玩笑说：“你这样俺怎么看门啊。”他一直以来，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拼搏精神。经一两个月的恶补和储备，他终于按时在培训班上开班讲课。
  整个修志工作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
  1987年7月3日，全市修志工作动员大会召开；1988年3月，完成100多万字的初稿，然后紧锣密鼓全面修改总纂合成，写成评审稿；6月，召开《青州市志》稿评审会议，上级领导、兄弟县(市、区)史志办公室主任或主编与会评审；之后，吸纳多方面意见，进一步修改，终于在1988年10月完成不成熟的定稿，交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方家一看便知，这期间，工作的紧张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当时，青州史志办公室5个人，由张景孔带领，住进了南开大学的谊园五楼。在南开大学一边印制清样，一边校对志稿，只有一日三餐到一楼吃饭，一天不出谊园。其间，还得跑到北京促印刷。一个多月后，三个老同志支持不住，病倒了，只能先行回家。最后，只剩下张景孔和年轻的王保旗。
  经过几次校勘，史志办主任到谊园看望他们，他知道时间紧迫，深知个中甘苦，对稿子给予充分肯定。但作为主编的张景孔心里明白，很多细节尚未解决好，只有熬夜连轴转，尽量减少差错。最后连王也累病了，张陪他去看病。
  时间已经到了1989年的2月初，农历已进入年底，他们还在最后校订。谊园的服务员似在下逐客令了，问：“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们就要放假了。”他们在天津呆了近三个月，又在天津、北京、青州间奔波，在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看稿子。
  这年春节前，张回到家里，妻子惊问：“你病了啊？”的确，近三个月呕心沥血地工作，还很少见到太阳，张景孔已面黄肌瘦。难怪妻子心疼地说：“简直不像人样儿了。”张景孔说：“人生就是这么一条路，就是要这个强，就是要这个志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青州市志》终于在1989年2月正式出版。
  《山东史志丛刊》(双月刊)1989年第3期开辟专栏，报道了青州的修志经验，刊发张景孔主编及部分编辑的修志论文，其中张的《主编十要》产生了广泛影响。
  后来，张景孔分析说，省里100多个县(市、区)主编，写出志书来以后基本有三种状况：70～80%的人，累得再不想写东西了；有10%的人因累而患病不行了；只有不到10%的人还在继续努力。这一部分人，有修志实践，又能上升到理论，并进而从理论升华到方志学的高度。无疑，这一部分人是修志中的“铁人”，其中的张景孔就是这部分人中的佼佼者。
 

  说张景孔家像个县史志图书馆也不为过。他家各种书籍大约2000多本。这些书大部分是文史方面的，其中地方史志的书约500本以上。有的图书馆可能也赶不上他的多，毕竟单独地方史志这一方面的少。他家以前的房子是一面墙摆了一大排，现在的房子结构变了，改成两排。都是全国各地让他写评寄来的县(市)志。写评，是整本书挈领提纲的部分，说不得外行话，由此可以领略张老师“海量阅读”，可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分量。他家写字台上摆放着一个木框装裱的“书香之家”的证书，令人心悦诚服。
  他写评论结交了不少好朋友。至今，平度县史志办公室主任80多岁了，还来家里住下谈古论今。河南辉县市的张海、黑龙江省志办的梁滨久、山西阳城县的刘伯伦等也都在他家里住过。像河南《辉县市市志》主编张海，比张景孔小五六岁，前年夫妇俩慕名而来拜访。这是因为在十多年前，河南省志办的老同志跟他说：“你需要写志书评论，可直接寄给山东青州的张景孔。”果然，他写好市志后就寄来了。张景孔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寄过来，他就写评，而且很认真。一般是半月二十天，至多一个月完稿寄回。
  多年来，他和《黑龙江史志》主编梁滨久交情至深，至今还有联系。那真是以文会友的典型。当年张景孔给《黑龙江史志》写过几次文章都发表了，可谓神交已久。梁主编有一次去青岛开会，打电话说要来拜访他，说这些年他最想拜访的撰稿人就是张景孔。当时，两人不认识，梁主编一见张景孔举着牌子在老火车站接，高兴得笑着跑过来。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相处的两天里，交谈甚洽。他说：“张老师，你现在是有名的方志专家，你如果在省里，平台大，影响会更大。”
  张景孔朋友这么多，秘诀就是答应的事绝不食言；再一个原因就是学识交流。都是先文交、神交，多年后才谋面。20多年前，新疆《呼图壁市志》出版后，主编把志书寄过来了。既然是志界朋友相托，就认真完成评论文章并发表。然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昌邑“乾隆杯酒文化诗词大赛”颁奖大会上。张景孔一看签字簿上有个刘树靖，就问是不是呼图壁市刘树靖啊？刘说是啊！你是？张说，我不是给你写过志书评论吗？啊！你是张景孔！是啊。两人热烈拥抱起来。
  他退居二线至七十岁期间，是研究方志理论、评志的高峰期，并给省内外相关的志书审稿。基本上，他们把材料发过来，张景孔则要求自己，必须看得认真，谈话要谈到点子上。他参加过省里近一半的县(市、区)志稿的评审，先后给全国范围内100多部志书写过评论。
  原先，教育界刊物的门口陆续被他打开了；从1988年始，全国方志界的刊物也被他逐渐打开了大门。最高级别的方志理论刊物是《中国地方志》，1996年一年就发表了他的三篇论文。
  那时，他已是当之无愧的史志界的理论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到相关省市参加方志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织的编写《中国方志通鉴》的研讨会，他们五六个人承担了这本书理论部分的编写。同时，他还参与了山东省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的《方志学基础教程》的编写，主要完成的是“新方志的编写”部分。
  他的事迹，曾以《为伊消得人憔悴》为题，刊登于1989年7月29日《农村大众》；以《耐得寂寞是精神》刊登于1997年1月17日《潍坊日报》；《黑龙江史志》主编、著名方志理论家梁滨久全面介绍张景孔修志事迹的署名文章刊登于1997年第2期《海南史志》；他的修志事迹长篇通讯入选《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

 
文学：悟悦堂里写春秋

  写到这里，仿佛是对前三朵奇葩人生的总结。其实，他的文学创作像一个大动脉贯穿着整个人生。那三个阶段与文学阶段互相供给养料和精神食粮。文学与心灵结盟，随时开出绚丽花朵。
  通过了解可知，张景孔还真是学文科的料，他的眼里处处皆文章。高中寒假的一天，他出门看到满街土杂肥，联想到农业生产发展，就写了一两千字的《人勤春早》。这些年对故乡情怀的抒发缕缕不绝，近期依然还在报刊陆续刊发着散文系列《阳水有情心上流》。
  他深知，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必须加倍努力，所以他始终不舍昼夜，只争朝夕。尽管当初调回青州后，角色飞快地转换，日程紧密，他依然坚持文学创作，陆续在国家级的《人民日报》《人民教育》《教育报》，省级的《大众日报》《四川日报》《甘肃教育》等打开局面。这种连续井喷是多年练笔的必然结果。
  西方谚语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自从他从内心接受了学文科的志愿，就打开了古诗词大门，开始练习写自由体诗，参加朗诵会。40岁后古诗词已打下坚实基础，改写古体诗。即便突击史志那个阶段又忙又累，他依然特别注意捕捉和积累灵感，留下草稿，之后反复修改。他就是这样万涓成河，积累了大量诗歌。
  不忘初心，顺势而为；抓住机遇，终生努力——他对文学的爱好是发自内心的，不知苦累，可谓乐在其中，乐趣无穷。这从他的堂号“悟悦堂”便可领略其心态和境界。他说，人生能够达到“悟悦”就心满意足了，不求名与利，就是开心娱乐。一边“干活干活，活着就干，干着就快活”，一边还能从某些方面为社会做点事，多多益善，不亦乐乎？
  的确，张景孔研究方志理论、评志的同时，就开始了对“三贤”的研究。70岁之后，重点研究范仲淹，参加全国范仲淹文化研讨会，近年还加强了《北阳河实录》的编纂。
  不能不承认，有了文学的终生滋润，他的地方文化研究也搞得有模有样。《青州三贤》就是他多年的研究成果集成的一本书。后又单本出版《范仲淹知青州》，20余万字，此书对写作资料的搜集下了很大的工夫，以前的关注较多，二线后又骑自行车整天转悠，多方采访，最后终于成书，由文化局刊印出版。如此笔耕不辍，源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更源于对崇敬古人贤者的心态。目前，他作为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的理事，经常参加这方面的研讨会议。
  在这个人人喊忙喊累的时代，他是如何写下几百万字的作品的呢？他说：“人家打扑克，咱写作。人家闲聊，咱写作。把休息睡眠外的时间，都用在思考和写作上。”
  按说，做了20多年教育，做了史志主编，也出了好几本文学作品，论功名，也算功成名就了；论理想，也算一一实现了。然而，出于对家乡的感恩，他又给自己订立了一个任务，写一部《北阳河实录》。方家说，这部书的工作量，三五个人的班子，大约也得三五年，而且还写不到这个深度。
  的确，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采访。比如广固城，在尧王山前、阳河边上，是青州的第二座古城，也是青州最辉煌的一座古城，曾是南燕国的京都……这些工作是很大的工程，仅广固城的资料就有6万多字。再比如，广固城边北阳河上有一津渡五龙口。100年间围绕广固城发生过七八次攻守之战，其中三次攻坚战都是堵塞五龙口。那么，五龙口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其实他从退下来，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对北阳河进行考察，一直研究到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这种“纠缠”和“执着”的精神，真是鬼神也敬三分。所以，有心人，天不负。做什么都应该有成果。
  他认为，五龙口的位置从元代《齐乘》、明代嘉靖《青州府志》就搞错了。后来清光绪《益都县图志》的修志人，知道《青州府志》对五龙口记述有误，但是未下苦功探究。新志编修出版后，张景孔下决心，解不开这个谜绝不罢休。既然搞这个研究，就有责任把错误纠正过来。他从1995年就给《青州日报》写文章探索，一直写到现在，他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张景孔大约主编、出版了300多万字的书稿，积累了2000余首诗歌，其中：
  史志方面：主编《青州市志》111余万字、主编《青州市村镇大观》121.7万字；方志理论三书：《志苑文论集》16余万字、《志评》21.6万字、《悦堂志论》25.5万字，共计63万余字；教育评论文章写20余万字，发表6万字；文学和地方文献方面，诗歌方面出版三本诗集：《庚辰诗草》选160余首、《青州百咏》选100余首、《海岱新咏》(合集，他主编)选70余首。另外文献方面：《青州三贤》29万字、《范仲淹知青州》20余万字。散文几十篇，尚未整理成集。
  《北阳河实录》已写30多万字，现正在继续整理中。
  张景孔说，此书出版后，还有新的打算。
  妻子说：“教育、史志、地方文化、诗文，一辈子没停下写。现在，我得管着他，晚上九点必须关电脑。岁数大了，不能没完没了啊。”
  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的，而历史需要有一批有一点精神的人。这精神的背后，除了张景孔含辛茹苦的妻子，还有他伟大的父母，在其人生重大关头(五八年大跃进，六零年生活困难)，多少人无暇顾及自己的未来，而他们仍然送张景孔去求学。
  历朝历代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人，社会就没有希望。他并非天才，只是拿出别人打麻将、跳舞、游玩的时间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前进、前进。正如妻子所说：“他跟神经病似的”——也正是这种痴迷，使他终生努力，“攀援巅上占高枝”。   （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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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孔在庆阳市范仲淹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个人出版的部分专著和主编书籍